秋风起，神都洛阳的梧桐叶开始泛黄飘落。历时近两载的《永昌律》修订，已近尾声。洋洋数百卷的律、令、格、式草案，连同新增补的《商法》专篇，以及分散于各律中关于平等、契约、专利、程序乃至“代书人”的零散条款，终于汇编成一部规模空前、体例繁复的煌煌法典。参与其事的数百名学者、官员，无论是激进的刘晏，还是务实的狄仁杰，或是那位日益沉稳的太子李瑾，在稍稍松了口气的同时，心头却都压上了一块更沉的巨石。
法已成文。但这文辞背后的理念之争，此刻才真正浮出水面，尖锐得刺人。这不再仅仅是某条律文的宽严，某个制度的存废，而是触及帝国统治根本的哲学命题：治国，究竟应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或者说，法律，究竟应当是帝王手中随时可变通的工具，还是应当成为超越个体意志、人人（包括帝王）皆需遵循的至高准则？
一场由武则天亲自主持、规模空前的“御前问对”，在贞观殿举行。参与的不再仅限于文学馆核心，而是扩大到了三省六部的主要长官、御史台、大理寺、刑部的重要官员，以及诸多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经学大家。议题只有一个：如何颁行、阐释、施行这部《永昌律》？
殿内气氛肃穆。巨大的铜炉中香烟袅袅，却驱不散那份无形的凝重。龙椅上的武则天，身着赭黄常服，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济济一堂的臣子。李瑾和狄仁杰侍立在御阶下首，神情恭谨，内心却紧绷如弦。
最初的讨论，尚围绕着颁行礼仪、雕版印刷、晓谕州府等实务展开。但很快，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触及新律的“精神”与“宗旨”时，暗流终于汹涌地冲破平静的湖面。
一位白发苍苍的礼部老尚书颤巍巍出列，他是当世大儒，门生故旧遍及朝野，其声如洪钟，却带着金石般的锐利：“陛下！老臣愚钝，遍览新律草案，字斟句酌，常感不安。其中多有‘依律断之’、‘法有明文’、‘程序既定’之语，更有甚者，竟有‘诸断狱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之硬性规定。此非细故！老臣斗胆叩问：若事有非常，情有可矜，而律文无载，或律文显失情理，当如何？若天子有特旨，与律文略有抵牾，又当何如？”
他深吸一口气，苍老的目光直视御阶之上的武则天，也扫过李瑾和狄仁杰：“陛下！圣人治国，在德、在礼、在人，而不在苛法！三代之治，何尝有如此繁密之律令？孔子删《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惧其名分，惧其礼义，非惧其刑书也！管子虽言‘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然亦云‘法出于礼’。今新律诸篇，处处以法为先，以条为据，几欲使法高于情，文高于义，吏高于官，官高于君！此非治国，实乃舍本逐末，以法害治！老臣恐，长此以往，官吏但知死守律条，不知通权达变；百姓但知锱铢必较，不念忠孝仁恕。上下交相争于法，而礼义廉耻尽丧矣！”
这番言论，如巨石投水，激起千层浪。立刻有数位官员出列附和，言辞或激烈，或委婉，但核心意思一致：法律只是工具，是“术”；道德、礼教、人情，尤其是帝王的意志和官员的“贤明”，才是治国之“道”、之“本”。过度强调法律，尤其强调法律的严格性和程序性，会束缚君主和官员的手脚，会破坏基于人情和道德的和谐秩序，是本末倒置，甚至是危险的。
“王尚书所言极是！”一位御史中丞紧接着发言，他年富力强，言辞犀利，“臣闻新律草案，竟有限制刑讯、规定‘司法参军事’相对独立、乃至允许‘代书人’公堂陈情之议。此诸般设计，看似周全，实则架空长官，纵容刁·民，束缚有司！试问，若遇冥顽不化之凶徒，不动刑何以得实？若州县佐贰可独立断案，置刺史、县令于何地？若讼棍可登堂辩驳，官府威严何在？此非但无助于治，反为乱阶！治国之道，在人不在法。得良吏，则虽法令疏阔而民自化；用酷吏，则虽律令如毛而民愈乱。今不着力于选拔贤能、敦风化俗，反汲汲于繁文缛节、条框束缚，岂非南辕北辙？”
压力如潮水般涌向李瑾和狄仁杰。李瑾手心微微出汗，他知道，这是对新律理念的根本性质疑，是“人治”传统对“法治”萌芽的全面反击。他看向狄仁杰，老臣神色凝重，但目光依旧沉稳。
狄仁杰上前一步，向御座深深一揖，然后转向众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大殿：“王公、李中丞之言，老臣闻之，如闻洪钟大吕，发人深省。确然，治国之本，在于德，在于礼，在于得人。圣人垂训，千古不移。”
他先肯定了对方的理论基础，这是辩论的策略，也是他内心部分认同的。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然，德礼之教化，贤能之选拔，非一日之功，亦非可必得。天下之大，州县之多，官吏之众，岂能人人皆为尧舜？我朝开国至今，历数代先帝励精图治，贤臣良吏辈出，然地方酷吏、污吏，可曾绝迹？冤狱错案，可曾全无？”
他环视众人，目光恳切：“德礼，如日月之光，普照万物，是为理想之高标。然律法，如大地之径，使人知所行止，是为现实之规尺。无理想，则世道沉沦；无规尺，则人皆茫然，强梁者横行，弱小者无告。德礼为本，律法为用，二者相济，不可偏废。”
“至于‘法高于情’、‘文高于义’之虑，”狄仁杰继续道，语气更加沉稳有力，“新律非是不要情理，而是力求将情理融入法意，将‘义’化为明确的‘文’。何也？盖因‘情理’因人而异，‘仁义’因时而变。若无律文为准，则‘情理’可成为官吏上下其手、徇私枉法之借口；‘仁义’可成为权势者践踏弱者之遮羞布！昔年索、来乱政，岂不正是假‘非常之需’、‘特旨办案’之名，行罗织构陷之实？其所践踏者，岂非正是最基本的公义与情理？”
提到索元礼、来俊臣，殿中许多官员脸色微变，那是所有人都不愿回首的惨痛记忆。狄仁杰成功地用最近的教训，为“严格依程序、依法律”的必要性做了最有力的注脚。
“新律规定‘具引律令格式’，非是让官吏成为死守条文的胥吏，”狄仁杰解释道，“而是要求其判决须有法可依，须说明道理。若确系律无明文，或案情特殊，律有明文却显失公平，新律亦有‘上请’、‘奏裁’之制，绝非一概而论。此正是为了避免‘人亡政息’，避免因长官好恶、一时喜怒而法度无常。至于‘司法参军事’、‘代书人’等制，乃为补正官吏精力之不足、专业之不及，使小民冤屈有更畅达之中诉渠道，使奸猾之徒难欺无知之百姓。其权责皆有严格限定，何来架空、纵容之说？此正为补‘人治’之不足，而非代‘人治’之全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