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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出西门的时候，卫兵打了个哈欠。

四点五十八分。

太阳还没出来。

天边泛着鱼肚白。

七支试管，安安静静地躺在保温箱里，随着货车颠出了德特里克堡。

二十二年后，有人把这段行动写进了内部教材，标题叫《如何取回自已的东西》。

当然，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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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出来了，怎么用，才是真正的活。

林建的意见很明确：不撒到野外，不撒到水源，不碰学校、医院、居民区。

“病毒不长眼。”他说，“我们是去讨债，不是去放火烧荒。”

陈远志补充了一句：“对。万一传回咱们这边，那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所以选点，选了三个。

三个地点都是人多、流通快、通风系统集中、便于“定点释放”的地方。

华盛顿的地铁。中心枢纽站的通风管道。

纽约的时代广场。路边的排风井。

洛杉矶的国际机场。航站楼的中央空调回风口。

选这三个点的逻辑，孙铁嘴在行动总结里写了一句：“来的人从哪儿来的都有，走的时候往哪儿去的都有。”

翻译过来就是：星条国自已的疾控中心想溯源，得先把整个北美的人口流动图画一遍。等他们画完，黄花菜都凉了。

释放的方式，说穿了就一个字：抹。

把毒抹在滤网上，抹在风口的百叶上，抹在回风管的铁皮上。量不大，但位置准。

三天。

三个城市。

六个执行者，一人管一站，互相不打照面。

华盛顿那个动手前还给家里发了封明信片。邮戳是西海岸的。

明信片正面印着自由女神像，背面写了一行字。

“这里的雪茄真贵。”

北京收到明信片的时候，林建正在食堂吃面条。方启明把明信片拿给他看。

林建看了一眼，把面咽下去。

“贵就贵吧。快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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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有潜伏期。

短的三天，长的九天。

头一周，风平浪静。

华盛顿的地铁照跑，纽约的时代广场照样人挤人，洛杉矶机场照样起降。星条国上下都在关心棒球联赛和油价，没人往病毒上想。

第九天，第一例出现了。

华盛顿一个地铁售票员，夜里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送到医院，医生当重感冒治。

第二天，售票员的三个同事也倒下了。

同一天，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附近的两家快餐店，五名店员先后请假，症状一模一样——高烧，咳嗽，身上起红疹，眼睛发红，跟兔子似的。

医院很快满了。

七天之内，华盛顿、纽约、洛杉矶，三个城市，几百里外互不相干的三个地方，病例数同时往上蹿，蹿得跟体温计似的。

星条国疾控中心慌了。

他们开会。一天三场。

会议室的黑板上画着全美地图，红点越点越多。

“流感？不像。高热不退，起疹子，淋巴结肿大，还有消化道症状。”一个老专家推了推眼镜，“这病我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另一个说，“但我见过报告。”

“什么报告？”

“东南亚。”那人的声音低下去，“去年东南亚爆的那场，症状列表跟这个……一模一样。”

会议室里静了两秒。

然后有人小声说了一句。

“不可能。那病在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