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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条国政府焦头烂额。

真的焦头烂额。

统领的民意支持率跌得跟跳楼似的。反对党天天开记者会，说的话就一个意思——无能，下台。

赫脱的头发白了一层。

秘书半夜给他送文件，看见他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两瓶药。

一瓶安眠药。

一瓶胃药。

“今晚吃哪种？”秘书问。

赫脱摆摆手，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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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条国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北京的天开始热了。

林建的办公室里，电风扇转得呼呼响，吹得桌上的文件角直打卷。

陈远志坐在对面，端着搪瓷缸子，缸子里的凉茶下去了一半。

“下一步？”他问。

“下一步，是公布真相。”林建说，“但不是我们出面。”

“谁出面？”

“谁都不出面。”林建抽着烟，“让文件自已出面。”

文件，就是那四十一张照片加十一页口供加基因比对报告，再加上一件事——

东南亚爆发的病毒，和德特里克堡冷柜里那七支毒株，基因序列高度吻合。

吻合到什么程度？

化学所的老头子们核了一个月。

结论写在一张纸上，就一句话：“二者为同一母株的不同传代。前者为后者第七代修饰产物。”

翻译成人话就是：东南亚那病毒，就是德特里克堡那病毒的孙子。

这份比对报告，跟照片、记录、口供放在一起，装进了六个牛皮纸袋。

每个袋子上没有落款。

没有寄件人。

没有邮戳。

但每个袋子，都被送到了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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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一个清晨。

伦敦。

《泰晤士报》的总编辑迈上台阶，看见报社门口台阶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弯腰捡起来。

没开封，没署名。

他捏了捏，鼓鼓囊囊。

巴黎。

《费加罗报》的值班编辑在收发室的窗口上发现了一个同样的袋子。

纽约。

《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在办公室门口的地毯上，看见了一个牛皮纸袋，端端正正地放在门垫中央，跟有人专门量过位置似的。

波恩。东京。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早上，六个城市，六家最大的报纸和通讯社，各收到了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里装的，是同一个故事。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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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报纸出来了。

头版。

全是头版。

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标题，黑体字，占了半个版——

《谁是真正的瘟疫之源？》

文章写得不长，但每一段都跟锥子似的。

“去年，当疫情在东南亚蔓延时，我们的一些同行迫不及待地把手指向了龙国。现在，证据摆在这里。德特里克堡。一个号称一九六九年就已经关闭的实验室。一个从未关闭的实验室。照片上有日期，有编号，有仪器铭牌。研究记录上有签字。经费单上有拨款部门。这不是一份指控。这是一份账单。”

“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制造了病毒——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看见这份材料？是谁在替这个实验室把门？”

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更直接。

《星条国欠全世界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