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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了村支书。村支书姓杨，五十多岁，脸上全是皱纹，像被刀刻过的地图。他听说丁平是团中央来的，愣了一下，然后把他领到了自已家里。屋子不大，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一张床，一个灶台。灶台上有一口铁锅，锅里煮着玉米糊，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

丁平在凳子上坐下，拿出笔记本。“杨书记，村里有多少年轻人？”

杨支书想了想。“十八到二十五岁的，有三十多个。大部分在外面打工，在家的有七八个。”

“上过高中的有几个？”

“两个。一个去年毕业了，没考上大学，在家种地。一个今年刚毕业，在等通知书。”

“辍学的呢？”

杨支书沉默了一下。“多。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的，有十来个。还有几个，小学都没念完。”

丁平的手指攥紧了笔。“为什么？”

杨支书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无奈，是一种更深沉的、压在心里的东西。“路不好。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下雨天更不好走。家里穷，供不起。还有的，是家里不让上。”

“为什么不让上？”

杨支书低下头，看着灶台上那锅玉米糊。“觉得上学没用。念了书，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

丁平在本子上记着。他的手很稳，但他写得很慢，像是在描一幅很细的图画。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山里的天黑得早，才五点多，光线就暗下来了。杨支书的妻子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桌上，火苗在风里晃着，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的。

他们正说着，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吵闹声。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声音很大，像是在吵架。杨支书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怎么了？”丁平也站起来。

杨支书没有回答。他快步走出门，丁平跟在他后面。

院子里站着七八个人。打头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光着膀子，胸口纹着一条龙，龙的尾巴从肩膀一直延伸到胳膊肘。他的脸很红，不是晒的，是喝了酒。他身后站着几个同样光着膀子的年轻人，有的手里拿着棍子，有的空着手，但眼神都不善。

他们面前，是一个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瘦瘦的，头发很乱，脸上有泪痕，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鞋带断了一根，用绳子系着。她的手被一个中年妇女拉着，那个中年妇女在哭，一边哭一边说“不能嫁，不能嫁”。

纹身男人一把推开那个中年妇女，抓住了女孩的胳膊。“哭什么哭？老子看上她是她的福气。彩礼三万，一分不少。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

杨支书走过去，挡在女孩前面。“马强，你放手。人家不愿意，你不能强娶。”

马强看着杨支书，笑了。“杨支书，我不是抢。我是明媒正娶。彩礼给了，酒席定了，日子也看了。你说我强娶？你问问她妈，收没收我的钱？”

那个中年妇女，女孩的母亲低着头，不说话，只是哭。她的手还拉着女儿的衣角，但已经没有力气了。

丁平站在人群后面，看着这一切。他的手在发抖，不是怕，是愤怒。那种愤怒从胸腔里涌上来，堵在喉咙里，像一块烧红的炭。他深吸一口气，走过去。

“放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