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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倒了一杯，一口干了。

他放下杯子，低声说了一句：

“走了好。早该走了。”

然后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那些旧照片——南越，丛林，战友，直升机。

他看了很久，把杯子倒满，端在手里，没有再喝。

那天晚上，全联邦的普通民众没有人庆祝。

人们只是回到家里，坐在餐桌前，把暖气关小一点，把灯关暗一点，把电视关掉。

他们不说话，不哭，不笑。

只是坐着，看着窗外，想着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总统走了，但油价还在涨，暖气费还在涨，工厂还在关门，船还停在码头，孩子还在挨冻。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些在华顿市的人，从来不在乎他们。

以前不在乎，现在不在乎，以后也不会在乎。

换谁来，都一样。

不，也许不一样。

有人忽然想起了那个名字。

那个在国会山摔门走的人。

那个指着那些大人物的鼻子问“你们不觉得羞耻吗”的人。

那个说“如果哪个国家敢对联邦开战，我第一个上战场”的人。

那个从宾夕法尼亚来的人。

在金山市，那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坐在宿舍的床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上面抄着陈时安演讲的那些话。

她把那些话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在空白的页面上写了一行字：

“如果他能上……”

她没有写下去。

她不知道该怎么写。

但她知道，如果那个人坐在华盛顿，也许一切会不一样。

也许不会。

但她想试一试。

只是今年不是大选年。

她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

她把笔记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床头发了很久的呆。

窗外，金山市的夜灯亮着，远远近近的，像一片星海。

她看着那些灯，忽然觉得，没关系。

不是大选年，那就等。

等下一次，等下下次，等到那个人的名字能上选票的那一天。

她等得起。

在纽市，时代广场的电器商店橱窗关了灯，人群散了。

一个年轻人站在空荡荡的街角，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橱窗里那排黑掉的屏幕。

他在想什么？

也许在想，如果那个人站在那个讲台上，不是作为一个州长，而是作为——他不敢想下去。

但他忍不住想。

在华顿市，街道上的游行队伍散了，雨也停了。

路灯亮着，照着地上那些被雨水泡软的牌子。

一个清洁工走过来，把那些牌子一个一个捡起来，摞在一起。

他捡到最后一块的时候，停住了。那块牌子上写着：

“我们要暖气，不要报告。”

他把牌子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空白的那一面写了一行字：

“我们要陈时安。”

他看了几秒，把牌子放回去，推着车走了。

那天晚上，全联邦有很多人在想同一件事。

不是组织好的，不是商量好的。

是各自在各自的厨房里、门廊上、卧室中、工厂门口、码头上、校园里，自已想到的。

他们想：如果那个人在华顿市，会不会不一样？

那个从宾夕法尼亚来的人。

那个在国会山摔门走的人。

那个指着大人物的鼻子问“你们不觉得羞耻吗”的人。

那个说“要死我先死”的人——如果他在华顿市，会不会不一样？

他们在想，如果今年是大选年就好了。

如果他的名字能印在选票上就好了。

但今年不是大选年。

不过没关系。

他们愿意等。

因为那个人，是唯一替他们说过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