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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第三排的那个NBC女记者，下意识地捂住了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陈时安说。

声音很低，很低。

“因为宾州也快没油了。我们只能撑到这个月底。”

“再往外送，宾州自已的人也要开始冷。”

“而不往外送，那些比我们更冷、更穷、更没有人记得的地方——怎么办？”

他停了一下。

“联邦还在开会。还在研究。还在说‘继续谈’。”

来自《费城问询报》的记者摇了摇头，动作很小，但旁边的人都看见了。

“他们开会的时候，又有人冻死了。”

陈时安的声音拔高了一点，不是喊，是那种从胸腔里涌出来的、压不住的东西。

“整个联邦，这个冬天，至少冻死了几百人。”

“不是估计，是已经确认的数字。”

“明尼苏达全州，到目前为止，确认冻死的有四十一人........”

“这些还只是报上来的。那些没有人统计的地方，那些连报纸都不去的小镇，那些死在偏远农场的、死在深山里的、死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的人。”

“还有多少？”

发布厅里只剩下陈时安的声音和摄像机的嗡嗡声。

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翻纸，没有人交头接耳。

“几百人。不是数字。”

“是人。”

“是有名字的人。”

“是有过妻子、有过孩子、有过工作、有过梦想的人。”

“是曾经在某个早晨推开窗户、呼吸过新鲜空气的人。”

“是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坐在门廊上喝过啤酒、看着太阳落下去的人。”

一个从CBS来的年轻摄像师，从取景器后面抬起头，看了陈时安一眼。

干了三年的新闻，他以为自已对这种事情已经麻木了。

但他发现自已没有。

“但现在他们死了。死在零下几十度的黑暗里，死在没有人敲门的小屋里，死在距离门口只差一步的地方。”

陈时安缓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

“那个写信给我的人，那个在信封背面写下‘能不能帮帮我们’的人——他在等一个回答。”

陈时安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跟镜头后面那个人单独说话。

“我告诉我的幕僚长，先送一批过去救命。他说，先生，我们的油也坚持不到月底了。”

陈时安停了一下。

“我还是让他送过去了。我说我来想办法。”

“我想了一个晚上。”

他抬起眼睛，看着镜头。

“我没有想到什么办法。”

发布厅里一片死寂。

陈时安站在那里，没有再说话。

沉默了几秒。

“我想告诉联邦政府——先把党争放一边，先看看这个国家的民众。”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美利联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我们上过月球，我们的军队管着全世界的事情。”

他停了一下。

“但是现在呢？你们看看现在还剩下什么？”

“加油站没有油，工厂关了门，工人在失业。有人在零下四十度的屋子里冻死。”

他抬起眼睛，看着镜头。

“而联邦在干什么？在跟中东谈判。”

“一遍又一遍地谈判。谈石油，谈价格，谈什么时候恢复供应。谈了几个月了，谈出什么了？”

“什么都没谈出来。”

“他们坐在有暖气的会议室里，喝着咖啡，翻着文件，说‘我们需要更多时间’。”

“但外面的人没有时间了。冻死的人没有时间了。”

没有人鼓掌。

没有人叫好。

甚至没有人点头。

不是因为不同意。

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联邦确实在谈判。

谈判确实没结果。

冻死的人确实不会等。

这些话不是什么新鲜道理，但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