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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向河渠的技术服务获得了成功，正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法院却寄来了传票，定于5月8日在临江法庭审理滨江镇经管办诉讼他欠债不还一案。
起诉书副本早在4月份就受到了，他没有将其当成多大的事儿。身负几十万元巨债，他早将相关法律法规学了几遍，差不多了然于胸，并对如何应对作了规划。
总体上讲他所背负的债务，除妹妹的外，全用在企业上，依情依理都应由企业承担。关键的问题是除三家债主另有说法外，其他债主都是亲友。企业这种状况根本无法归还亲友们的债务，尽管九六年前他只是个会计，所有借据都是他签的名，不过如果援引《民法通则》中的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人代表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他还是有话可说的，但没去说。因为企业的性质从实质上讲有个人挂集体名的意思，不纯脆是集体性质，说了也不等于有效。再说了，企业的这种状况，亲友的债让企业怎么承担？所以他没在这方面动大脑筋和花钱请律师。
他是这样规划的：凡亲友（顾荣华除外）的债务，将在子女的帮助下尽全力尽早还清，决不会拖欠一分。
顾荣华的债务，从他端锅摘门事件发生后，曾去顾家明确说请顾荣华代借的吴绵华、沈兰英的一万八千将努力挣钱归还；顾荣华自己的六万九千还不起，也不还。因为顾荣华是托他以他的名义投资的，不是借款，要钱找厂里要，他的钱都在帐上。
奇怪的是顾荣华这一天竟没有发火，说的是“你将来发了财也不还，发了百万大财也不还？”向河渠说：“说什么梦话，百万大财，冥票哇。”顾荣华说：“这也说不定的，要是发了百万大财呢？”向河渠说：“真有百万，这七八万也算不了什么了。”
自此一说就没再登门要过债，为什么？向河渠弄不清，也不去问。
至于信用社、经管办的，属不公正合同强加在他头上的，自然不打算还，不过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上法庭，是败诉，但他不怕。因为即便是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他除基本生活所需物资外，没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执行条例规定是必须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在看得见的年代里，能还清应还的债务就是天大的好事，还有余财供执行庭执行？根本不可能。所以虽接起诉书副本，并没有将其当成多大的事儿。
话说回来，虽不把它当成多大的事儿，也毕竟是事儿，答辩还是要答辩的。法上赢不了，理上不能输，冤屈应当诉。为让本村的乡亲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将原大队支书庞卫红请来作某一方面的证人出庭。
5月8日这一天向河渠与庞支书提前来到法院，他们早，经管办的人比他们还要早，他们是开车来的。
“哟，庞支书，你也来啦。”法律服务所所长徐远志说。庞卫红跟经管办的吴国牡、陈学建还有徐远志一一握手，说：“老向在这件事上是吃亏上当的，责任全归他是不公正的，我来想说说我知道的情况和想法。”陈学建说：“对老向遭遇大家都清楚，问题在于他签了名，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徐远志插话说：“合同不公正是不错，但你没在法律规定期限内申诉，不公正也得接受。”陈学建说：“单位上考虑过这是个特殊情况，因而并没有采取一些对他人采用过的手段，前些时讨论后觉得久拖也不是个办法，只有起诉才能解决问题。”
庞卫红说：“关键他没钱啊。”陈学建说：“正因为他没钱才起诉。起诉等于没起诉，判了没钱还，法庭也没办法，叫我们基金会有什么办法？帐不就抹去了？”吴国牡说：“为不牵连何宝泉，我还写了‘因工作关系担保，不承担连带责任’的条子。起诉后不硬追，这事不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向河渠说：“我理解，更感谢你写的那张条子。”
徐远志说：“感谢就凭嘴上说说？今天中午你得请客。”向河渠说：“不管怎么说总是我连累了大家，中午我请客，只是----”话没说完，时间到了，大家涌入了法庭。
在审理过程中轮到向河渠发言时，他站起来展开了他的答辩。他分“欠款的缘来”“没能清偿的原因”和“不应由我个人偿还的理由”作了答辩。在欠款的缘来中他告诉大家：贷款是前任承包人包国平鉴于以单位名义借不到贷款而转请其舅舅，也就是时任沿江乡党委书记钱海涛担保借来的，用于企业添置设备和充实流动资金。由于企业亏损加上包国平监守自盗将产品偷运到常州销售，致使矛盾激化，钱海涛为保其外甥过关，于1995年2月15日授意了一份极不公正的合同，将亏损全归继任人承担，动员他签字，并指令乡工业公司经理和企业主管分别代他作了担保人，债务就这样转到他这个后任的负责人头上。
至于未能清偿的原因，在归纳前他叙述了事情的简单经过，说钱书记在动员他接包国平的摊子时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会支持你的，不要担心。”到潘家建分厂前请示党委，钱海涛同意与外乡联合，建生产线前请示信用社、经管办的负责人，都表示“设备投资不可能支持，流动资金可在设备安装结束后，在20万范围内给予扶持。”九六年五月乡政府谢副乡长一行视察了潘家生产线建设现状后，在油厂领导的宴会上当众表示财政上将经给予二十万的扶持，七月底前到帐。
当设备投资115万、年产值可创千万，年利可创百万，仅免税款年可达六十万的生产线建成后，当地信用社看到生产线的规模、已出产品经省理化测试中心检测含量达99.16%的报告单，又看到销售合同，签署了可在三十万元额度内抵押贷款的合同，并先后贷了十六万元，潘家油厂也借出了三十二万元时，乡政府、信用社、经管办居然一分钱也不给，致使他这个法人代表威信扫地，班子内部形成派别，个别人对前途失望，利用工作之便盗汇了九万六千，企业因此内讧，潘家信用社和油厂停止支持并追索借款。
说到这里时，他环顾法庭一周后沉痛地说：“我呕心沥血办起的企业被迫倒闭于我爱人凄楚的哭泣声中，从而断送了我的还债路，还雪上加霜地使我背上更加沉重的债务。这结果的造成，请各位想一想，原告有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庭一片寂静，向河渠继续说：“工厂倒闭时我立即书面和口头呈请用设备抵债，信用社、经管办一家都不表态。贷款至今没能清偿的原因就在于原告不守信用导致我厂倒闭和不接受设备抵债。”
“我反对！”陈学建说。审判员说：“不同意见等答辩结束后再说，被告继续。”
向河渠接着就贷款不应由他个人清偿作了答辩，他的理由之一是贷款的借、用、结息都在帐上反映，不属个人借款。他举油厂为例说借款也是他个人签字，并没盖公章，后法庭都判由企业设备抵偿，还有经管办出具的“系工作需要担保，不负连带责任”的字据也说明贷款是企业行为，不应由他个人承担。
理由之二是贷款归于他是来自于一份极不公正的合同，他拿出合同复印件后说：“这笔贷款是在当时高压形势下被迫接受的。企业的亏损承包厂长不承担却硬性转嫁到后任头上，在企业急需支持时又背弃了诺言，这协议本身就是欺骗性、强制性的，由此派生的债务也是不合法的。
理由之三是刚才所说的要求设备抵债没被接受。
他说：“分厂于1997年3月停止活动，我于5月份书面呈请信用社和经管办要求用设备抵债。我厂的注册资金是六十四万，设备近六十万，欠两家债务一共五万，完全可以抵偿，他们说设备给他们没用。潘家信用社于1998年12月25日起诉，1999年7月1日判决，2000年上半年执行，解决了他们的十六万元贷款，油厂也以我厂设备留置处理了他们三十二万债务。为什么原告的债务要我个人承担清偿？”
在答辩结束时，向河渠说：“这一行政干预、强制加欺骗在前，过河拆桥在后，致使企业倒闭、个人跌入经济绝境的遭遇向谁去申诉？设身处地，诸位要是处在我的处境中，又该当怎样对待？”
法庭辩论时徐远志说：“被告的答辩确实感动人心，我们也同情他的遭遇。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和事实。现在的事实是我们有被告出具的借据为证。只要被告提供不出借据是伪造的或是收胁迫、欺诈出具的证据，就得承认它的合法性、真实性，就必须依照《民法通则》第108条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
法庭要求向河渠作最后陈述时，他说：“要说的话已在答辩中说过了。假如一定要由我个人承担的话，我要说的是：我确实没有偿还能力。工厂倒闭时我欠亲友的债务近二十万，家仅四间用土窑砖砌墙、毛竹尾作橼子、水泥瓦盖顶的简陋平房，老式的杂树打造的床，有一张还用绳子捆着，两张老式衣橱，两张旧书桌，一只米柜，两张方桌，两辆自行车，其中一辆是七一年参加工作时买的，这些就是我们老俩口的全部家当。老伴收破烂，我外出打工，两人相依为命地混生活。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撤乡并镇前欠村里的八百块至今才还了二百，欠顾荣华的个人债务因嫌我还的数量太小，除夕那天曾到我家端锅摘门。我今年五十九岁，书呆子一个，前年去年两年到临城打工去掉伙食费，平均一个月挣不到两百元，别说还债，就是维持人情开支都很巴结。命运如此，我没什么好说的。”
走出法庭，徐远志说：“秀才，说了你请客的，到哪儿去？”向河渠一扫法庭上的沉郁，爽朗地说：“三天没吃饭还挺着肚子过桥呢，随你到哪儿都奉陪。不过说清楚了，腰里只该两百块，不够你垫。”吴国牡笑着说：“两百就两百，今天照大文豪的两百块烧蟹（烧蟹是沿江地区打牌的玩法，就是尽这么多钱甩了。）”一行连司机六人奔向了一家饭馆。
吃饭时陈学建问：“老向家真象你说的那么困难？”吴国牡说：“你没去过不知道，他家呀，除了书比别人多，家财确实比别人少得多，在他们那个队不是最穷的也是够穷的。”庞卫红说：“可也是我们村最出名的。”
吴国牡开玩笑地说：“出名的穷？”庞卫红说：“出名的孝顺，出名的义气，出名的硬头，坚持原则。”
陈学建说：“当会计当厂长，家庭房屋、财产这么贫寒，别说在沿江少见，只怕全滨江也少见啊。”向河渠笑着说：“猪八戒的法号——无（悟）能，有什么可夸耀的？”
该结帐了，向河渠掏出二百块往桌上一放说：“我可有言在先，就二百块，谁去结个帐，不够的先垫上，回家后我还。我可是大债不还，小债不欠的。”徐远成抓起钱往向河渠手上一塞，说：“没个屌钱还充什么大头？吴会计和我跟你开玩笑的。”吴国牡说：“大律师说得没错，开玩笑的，我去结。”陈学建说“车子里挤得下，不要再花钱乘班车了。告你也是帮你，别往心里去。”向河渠笑着说：“回去帮谢谢印主任，谢谢他的关照。”
一路欢歌笑语，徐远志笑着说：“人都称你是沿江的秀才、文豪、诗人，文章我们见识过了，诗词却没有见过，能不能就今天的事写首诗？”向河渠迟疑地说：“写是能写，今天的事，各位的心，都很感人，只是我文思慢，时间只怕来不及。”吴国牡说：“那还不好办，天还早着，车子慢慢开，你也便于写。夏师傅，你慢慢开。”见此情景不容他不写了,于是他从包里拿出本子和笔，边想边写起来，陈学建则趴在向河渠座位靠背上边看边念，只听见：
债主一纸上法庭，法庭答辩动人心。先说债由无可奈，再叙惨败非我因。
白手建成生产线，超越全乡年产能。官家、原告不守信，厂倒还债才无门。
借债原本为办厂，设备抵债可在情？不要设备、不守信，可知举头有神明。
事实具在人皆知，一片寂静笼法庭。只缘字据赫然在，情理难与法律争。
官司虽输理不输，被告原告都高兴。“告你就是为帮你，”“知道，知道，我不混。”
携手酒店互敬酒，酒帐原告争结清。原告邀坐其车归，说是省我几两银。
嘻嘻哈哈一路走，欢歌笑语庆双赢。
众人听了没有人称赞写得好的，庞卫红说：“假如沿江肯象潘家那样支持，那才是双赢、三赢呢。如果那样，又怎会走到上法庭地步？吴会计，从告状情况看，你们经管办不象有意刁难他的嘛，怎么当时就不----”吴国牡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庞支书来当主任，当时也不见得会支持呢。”庞卫红不服气地要驳，徐远志说：“别争啦，政府、信用社和经管办都不照承诺的做，这里的原因还用问吗？真是的。”
陈学建说的没错，官司一打，经管办推说已告状了，就不再问向河渠要债；向河渠呢又因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脱身债务之外，告他确实在帮他。信用社更干脆，以呆死帐的名义，按规定程序从帐上抹去了这一笔，并且连告诉向河渠一声也没有，真到几年后退了休的原信贷员小江闲聊中说起此事，才让向河渠恍然大悟。当然了，这些都是题外话，表过不提。
从技术服务角度讲，向河渠在万通的任务应当说是完成了，至于助明主创千万产值的愿望得看人家的需要。人家需要的话，还得另外签合同。需要不需要，且先搁下，将已签的合同结了帐再说，于是他向孔永高提出了结帐要求，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孔永高说：“结帐是对的，合同还没有结束呢，不是说还要上胰岛素的吗？我也希望能长期合作，因为化工我全然是个外行。还有这质量合格是你化验的，恐怕要经权威部门化验才能算数吧？”向河渠说：“在闻昕宏那儿也是自己化验的，卖到人家不曾听到有异议。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随便取样随便送哪家化验都行，只是说到权威部门，也只有药检所了。”孔永高说：“我去问一下老板再说。”
第二天一上班，孔永高来取样。向河渠领他到车间让张明建从纸箱中随机取了几十克，用方便袋装了递给他。孔永高说：“你不跟我们一齐去？”向河渠说：“免了吧，同去说不定会以为我做了什么手脚，这样随便你们到哪家去化验，避避嫌。反正我很踏实。”
想不到的事情意外发生了：药检所化验需生产许可证。这一下将杨启贤和孔永高打蒙了，谁知生产胰酶还要什么许可证呢？假如不让生产，这二三十万投资不白扔了么？他们很焦急，来找向河渠。
向河渠说：“闻昕宏那儿的执照是我一手办理的，没要什么许可证。为生产净水剂三氯化铁，通城自来水公司也要许可证，是卫生防疫站出的，也是我办理的。现在生产胰酶也要许可证，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再说。”杨启贤说：“那就拜托你了。”
向河渠来到药检所一问，原来国家有了新规定，生产药品、中间体、粗品都必须申领许可证。申领许可证的关键条件之一是主管的资质，即法人代表必须具备中高级技术职称，换句话说厂长必须是工程师以上的人员，而且必须是医药化工专业的。
如果只是生产厂长，那好办，从化工工程师中借一个职称来就行了，关键是法人代表，你总不能借个人来当法人代表吧？向河渠也没了主意。药检所的朋友说：“你傻呀，不能建个化工厂，将胰酯列入其中，执照不一样能申领？为什么非要建一个药品中间体呢？化验也不非要我们呀，通城化工研究所不一样能化验？还有农药厂、一药、二药厂，哪家不能化验？”
孔永高听了向河渠的汇报，同意利用现有设备在少增加、力争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建个化工厂的设想，让向河渠在这方面设计个方案。设计方案关键在有适销对路的项目，他手头可没有，于是向瞿祖强、邵红珍等朋友电话求援。瞿祖强六月十二日电话说有一个包销项目可以利用现有设备设施，但需增添一些设备，说十六号传真过来。
六月十六日向河渠要求结帐，他针对杨、孔二人提出的问题指出：胰酶技术服务只是一项技术服务，它不是帮助搞项目开发。帮助搞项目开发要作方方面面的考核，而考核技术服务是否完成的唯一标准是协议书。胰酶生产线已建成，经生产证明生产线符合生产要求，应当给予第二期的服务费，还有未发放的五个月的工资也应发放。至于质量，可到有关厂去化验，不合格，连工资都不要。你们说我的化验不算数，可将第三批服务费暂搁，但第二期的服务费和工资要结。杨启贤只同意先给一千，过一段时间再说。
依据杨、孔露出的神态，向河渠作结束这期协议不再继续合作的打算，他收拾好衣物、书籍，只等传真一到便回家，谁知直等到晚也没等到。
居支书和张建明来聊天，说到结帐事，向河渠露出如果违约不结帐，有可能申请仲裁。居支书问向河渠可知道仲裁庭的主管是哪里人？向河渠回答不知。居支书说是加力人。说“你觉得仲裁庭会帮你？哪怕上法院也打不赢官司，杨老板可是临江知名人士。”
居支书走后，向河渠问张明建，要是上法庭，他能不能出庭作证？张明建爽快地说：“能。永高这一出来迟早会独立，并不怕杨启贤处理我。只是永高这一段你能不能不算在里头一起告？一起告，我对永高没法交代。”
向河渠说:“放心吧，我只告四月底前的，别说今后还可能帮助永高创办化工厂，即使他不要我了，不就是一个半月的工资吗？无所谓的。”张建明说：“永高不是个小气的人，只要搞化工他不会不要你的。就是搞不成化工，这一个半月的工资包在我身上。”向河渠笑道：“说什么呢，扯到八国里去用不着你包呀。他给我也要，不给就拉倒。”
事情还就让向河渠料着了，六月三十日孔永高在电话中说因环保局不批，化工项目他目下不准备搞，在他建分厂期间两个月的工资他会在资金缓和后汇出的，至于四月底前的事情请与杨启贤结，他与杨启贤在经济方面已经断了。
跟孔永高通话以后又给杨启贤打电话，杨启贤说目前没钱，过一段时间再说。向河渠知道不是没钱，而是不打算给。他很想立即申请仲裁，但静下心来想想又觉得杨、孔对他不错，只是介于项目搞不上去，抱怨自己给他们惹了麻烦。平心而论，麻烦不是自己给他们惹下的，是国家政策的变动，是他们没有搞下去的决心。看来需要给他们去封信说清情况和理由，力争妥善解决。不到不得已，决不走法律的路。
一天里两个不利的电话让凤莲心里很不好受。向河渠说：“凡事都要往好处想，遇事想得开。我问你已从加力拿回多少钱了？”凤莲说：“我那知道？”向河渠说：“我记着呢，一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