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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兰说：“这是个人价值取向问题，说了你也不太懂，因为你还小。等你大学出来走向社会就知道了。我不是说外公书的内容不好，内容很好，但要换个形式来表现。现在的人浮燥，没有多少人肯沉下心来学理论的。要是用小说的形式来传播，效果肯定会好。只是理论书好写，小说难，爸循规蹈序惯了，能不能写出引人入胜的小说来，说不准。”

慧兰坐在馨兰的对面，一边对妹妹使眼色，一边说：“我认为能行。能讲故事就能编故事。馨兰，你忘了，小时候你可爱听故事了，一边听爸讲故事，一边帮爸择菜，直听到半夜过后呢。”馨兰会意过来了，忙说：“是的，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外公的故事讲得真好听，到现在我还记得四个人到庙里躲雪的故事呢。”文睿插话说。

文睿的插话引得屋内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了，两个小的不知笑的原因，文睿不高兴地问：“我说错了?”慧兰搂着文睿说:“不是，不是，是我们都想起你表演躲雪的节目，真好看。”

“四人躲雪”是文睿四五岁时表演的节目之一，其中文人的摇头晃脑、当官的躬身施礼都让人看了大笑，尤其是乞丐的那一声“放你妈的臭屁”，还用小手在鼻子旁边乱扇，惹得人们笑出了眼泪。

文睿小时候的会唱会演自然是她的灵巧聪明，却也不无外公的引导之功。馨兰说：“从文睿幼时的表演又让我想起爸从小学到高中都参加过文艺表演，身上一定有很多文艺细胞，写小说肯定能成功。爸，这本理论呢，你不妨继续完善它，然后以它为理论基础，通过小说反映出来。”

慧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反正田已被收去了，国家补贴肯定够吃饭，妈呢身体受过伤，也已六十五岁的人了，别再出去收废旧了。人情开支我同馨兰来，余下的债呢，毛锋跟照俊说了，一人一半，由我们还。爸写写书，妈烧烧煮煮，忙忙自留地，养养老。”

馨兰说：“姐说得对，过去的那么多难关都由你们扛下了，今后我们来。养好你们的身体，不牵扯我们的精力。这点债不是大事，不要放在心上，今年明年不超过后年，我们就能还清。还有，有什么事要及时通知我们，这次车祸，如果不是家里打电话，我们就根本不知道。”

向河渠说：“大事自然会通知你们，肌肉受伤，是小事，惊动你们干什么？”慧兰说：“要儿女干什么？就得为父母分忧担担子嘛。”

凤莲说：“人家赔了钱，我又没什么大不了，没担子可担的。”向河渠说：“对，有担子我们挑不动了，自然要你们担一肩，可是没担子呀，噢——，人家赔了两千块，通知你们，三一三十一，你们一人一份？”两个女儿都笑了。

孩子们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原来事情发生后两亲家前来探望，向河渠向两亲家分别打过招呼，说是小事，没伤筋动骨的，不要告诉孩子们，让她们安心做她们的事。展家二老人老实，看看实际情况也确实没有必要惊动孩子，就没说；毛家不，他们得知消息的当时就电话通知了，馨兰立即请假回来，见真的没有大事，不需要她在家料理，就丢下三千块钱回了江南。慧兰直到到家才知道情况。

馨兰、慧兰公婆的考虑各有不同，作为毛家，想的是一江之隔，距离太近，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就能到家，虽无大碍毕竟是车祸，回来看看理所应当；展家就不一样了，远在唐山，单程一天一夜也到不了家，一来一去得在路上走两三天，仅车票也得花个千儿八百的，真无大碍也就真无必要了。各不同，也都对，两个孩子都理解。

说来说去，就是要二老好好日子好好过，过好幸福的晚年。

老爸呢，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写书。有用没用不管他，老头老奶奶打牌打麻将，谈天说地扯闲篇，有什么用？高兴呗。老爸志在着书立说就着书立说，能不能出版写出来再说。能出版更好，不能出版拉倒，只要过得开开心心，不空落落的，就行。

老妈呢，保养好身体，伺弄伺弄自留地，高兴的话再养养鸡呀鸭的，也是个乐趣，要是能学学队里有些老人打打牌则更好。怎么做都行，只要活得高兴，就是别再收废旧了，太苦，也没必要。

凤莲、河渠呢，都满口答应。老爸风趣地说：“我是小时候听我妈的，长大了听你妈的，老了听你们的。”凤莲笑着说：“这就是你的命。”说得孩子们都很开心。

孩子们临走前都千叮咛万嘱咐，凤莲也总是笑着答应，说是有福谁不会享呢，不收就不收。可谁知孩子们前脚刚走，凤莲就变了卦，从正月十三起又收起了废旧，写作只好起早带晚成为业余的了。

起早带晚才写了一个多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一是白天活儿多，干到晚，再准备晚饭，等吃了晚饭，洗刷、洗漱弄好了，通常都八点多了，有时甚至到九点还没忙好，能写什么？只好上床睡觉。偶尔几次凤莲回来得早一点儿，晚上有时间写了，偏偏坐下来写不了几行字就发困，只好起早写。

随着白天变长，凤莲起得也早，她一起床就又写不成了，得为她出发做准备工作：烧早饭、给车子打气、检查刹车。她一走，白天的工作就开始了：洗刷锅碗、洗衣服、整理废旧、准备午饭、烧好开水等一整套的活儿。这还不算，队里开会选他当上群众代表，为土地征用补偿事跟村里商洽。两下里一凑合，他的写作几乎到了停滞的状态。

说起群众选向河渠当代表这事，他完全不知情。自从1971年被调到公社当通讯报导员起到今天，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来，生产队、大队开会他差不多一次不参加。原因很简单，不介入村组的是是非非，大家怎么办就怎么办，随大流。

比如修路，让投砖就投砖，让做路基就做路基；至于每年的上缴，说多少就多少，从不过问和查帐。尽管队里也出现过错帐事，特别是二嫂家凭空出现了两张数额、项目相同的日期不同的收据。闹得队里誉论沸沸扬扬，二嫂和侄女向玲的关系降到两不相认的地步。凤莲要他也查查单据，向河渠却全塞在灶洞里烧了。

一是他不相信侄女婿梁金德会多收，尽管因欠债没能还清，关系有些紧张，但仍相信他不会；二是即使真有，他也不打算计较。他可不愿与侄女关系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既然如此，查又何益？更何况全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呢。

大队开群众大会、生产队开一家一主的会议，他从不参加，就是这次选代表，他也不在场。

消息是陆锦祥、夏振森两人专程来说的。正在干活的向河渠接待了二位，说：“谢谢大家的信任，只是很抱歉，我没有时间当这个代表。”

陆锦祥说：“记得你说过乡亲们对你一家都很好，你欠大家的情很多，只要有机会你一定会报答。现在报答的机会来了，你忘了？”向河渠脸一红，说：“对不起，我错了。我接受这个任务。”

夏振森说：“共选了五个代表，还有马会计和你家老二。我们都知道你很忙，只要是我们能做的事就不来牵扯你的精力。在政策、法律方面我们懂得少，你主要在这方面为大家讲解，统一大家的思想；去村里与村委会计较时，也主要从这方面较量，其它方面我们来。”向河渠说：“感谢你们的关心，一切听你们的。”

这一承诺结束了向河渠单方面与村里不接触的关系，让他的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会议，过去从不参加，现在不但参加，有时还要发言，甚至是主讲；其次认识了人，过去村干部除沈国成、秦兴邦外凡认识的都已退休，现在的村支书孙为民、副支书刘锦光等六七个村干部都认识了；接下来是活动多了，丈量堤岸坡田、计算全组实际面积，查阅《土地法》和相关法律政策，参加三个组的联席会议，与村委会口头的、书面的较量，为群众的利益与村委会进行多次的交涉。

记得一次在村办公室内，镇派驻干部人称黄书记的，与孙为民一起接待了三个组的代表。黄书记大讲了土地征用和拆迁对滨江镇建设的重大意义时说：“就好比生孩子，母亲生孩子是当母亲的伟大义务，生孩子对人类延续和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为孩子的诞生，母亲必须承受生孩子时的阵痛。征用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组的土地建设新社区，可安置一万多人，是原住人口的三十倍，这对滨江镇的贡献是很大的，对于你们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党和政府、滨江镇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向河渠说：“周书记，我是二十五组的群众代表叫向河渠----”孙为民介绍说：“老向可是我们沿江的文豪、作家。”“作家？”周书记怀疑地问。

向河渠连忙说：“孙书记过誉了，不过才出了一本书，是个作者，算不上作家。我要说的是我非常赞同您的高见，您的比喻也十分恰当。为滨江镇的建设，我们三个组三百多名群众是应该忍受拆迁、征地的阵痛，不过有一点书记也是知道的，产妇忍受阵痛是有鸡蛋馓子红糖补充营养的，阵痛过后的身子补养得比阵痛前更好。政府打算在常规该给的以外，还将给予什么样的补偿？”向河渠话刚落音，三个组十几个代表一叠声地附和说“对呀，阵痛吃馓子茶。”“不另外给补偿别在我们这儿建小区。”．．．．．．

“大家静一静。”孙为民拍拍手说：“周书记没有说要大家白受阵痛，有什么要求大家可以提嘛。你们谁先说。”

四队的沈中强说：“小区建成后房子要先让我们三个队的先挑。”陆锦祥说：“原说社保从去年七月一日算起，现在改为从今年一月一日了，这期间的损失要补。”夏振森说：“先起房子后拆迁，搬进新屋后再拆，象红星八队一样。”梁金德说：“青苗费比国家规定的少了一百八十元，要补回来。”你一言他一语地说了不少，孙为民都做了记录，见大家没什么要求可提的了，就说将充分考虑大家的要求，请示上级，尽量满足。

依据相关政策，向河渠列出政府要补偿的清单：推迟六个月给社保，补贴生活费九百元；青苗补贴少给的一百八十元；硬质渠四十元，平均每亩还应补一千一百二十元，五组二百零九亩田，应补二十三万四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