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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兵到第十天,名册上有了四千多个名字。
封常清没有高兴。四千人,离他想要的还差很远。洛阳城有十五万百姓,加上城外逃难涌进来的流民,少说也有二十万人。二十万人里,至少能征出一万精壮。可十天了,只有四千人——而且这四千人里,大半是不该来的。他在校场走了一圈,慢慢看出了名堂。站在前排的,大多是年轻人,瘦,眼神干净,脸上还没长出胡茬。他们有三分之二是乡下来的,种田的、打猎的、卖力气活的。他们是来守城的,以为自己能守住,也以为只要守就能活。
站在中间的,是城里的市井人。有卖糖人的老汉,有拉车的车夫,有赌场里输光了家底的混混。他们眼光闪烁,互相打量,像一群被圈在一处的野狗,不知道谁会先开口,也不知道谁会是第一个逃的。
站在后排的,缩着肩膀往后退的,是流民。他们没有家,没有地,没有东西可以回去。他们来吃军粮的。封常清的目光从那些人脸上扫过去。他一张一张地看,记住每一张脸。那个卖糖人的老汉扛着一根插糖葫芦的草把子,他把它靠在墙根下,又看了一眼,又走回去把它拿起来,杵在地上,像拄了一根拐杖。他没有地方放了,那根草把子是他身上唯一还属于自己的东西。
封常清没有多看。他转过身,走到校场中央。他把拐杖夹在腋下,从康摩质手里接过一支长矛,面向那四千人。“你们来参军,我感谢你们。但我先把话说清楚——你们当中有的人,可能活不过今年冬天。”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但我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我会教你们怎么活。活下来的,就是好兵。”他抬起矛,做了一个刺击的动作,很慢,一步一拆解,“你们以前做什么的,不重要,种过田,卖过糖,拉过车——都行,都一样。从今天开始,你们只做一件事,学怎么用这支矛。”
他教了三天。
每天从卯时到酉时,中午休息半个时辰,吃饭。教的是最基础的——持矛、前进、后退、刺击、收矛、转向。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整个安西陌刀营新兵前三个月的训练,只有六个动作,每天练,从早练到晚,练到手指握不住筷子、胳膊抬不起水碗、腿迈不上台阶了,躺一宿,第二天爬起来接着练。封常清把那个流程搬了过来。但他把时间从三个月压缩成了十五天。他坐不了轿辇,也站不稳高台。他亲自走进步兵排里,一个一个地纠正。拐杖戳在夯土地上,笃,笃,笃。
第三天下午,封常清正在教前排的人如何把刺击的力道从手臂转到腰上。一个少年站在第三排的末尾。他瘦,比王四还瘦一圈,颧骨比他高,下巴比他尖,整个人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秸秆,随时可能折断。封常清走过去了。他看着那少年,那少年的手在抖,矛尖不住地往下坠,像是撑不住那根木头。封常清走到他面前。“你叫什么?”“刘二。”声音轻得像蚊子。“多大了?”“十四。”“十四?”“嗯。”“这里不是玩的地方。”“我不是来玩的。我爹死了,我娘也死了。我来吃军粮的。”封常清没有再问。他伸出手,从刘二手里接过那支长矛。那少年在发抖,整条手臂都在颤。封常清握着矛杆,把它放平,再递回去。刘二接过来,握住了。
封常清没有走开。他站在旁边,看着刘二做动作。持矛,前进,刺击。第二次,前进,刺击。第五次。封常清看了一会儿,发现刘二做刺击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不是故意闭上的,是害怕,怕自己刺不中,怕被人看见自己刺不中,怕自己站在这里——站在满是人的校场上,却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他每一次刺出去之前都会先闭眼,刺出去了再睁开。封常清看明白了,他知道这种害怕。安西那些十五岁的孩子刚开始练刀的时候也这样,刀挥出去了才敢睁眼。封常清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第一次握刀的时候,他还没瘸,站在龟兹城外一片空旷的戈壁滩上,也是闭着眼挥出去的。那些人后来怎么了?有的死了,有的活下来了,活下来的那种怕都还在——不是藏在哪,是沉下去了,像石头沉进井底,看不见了,但它还在。他没有说破。
天快黑了,康摩质走过来,小声说了一句:“阿郎,开饭了。”封常清点了点头,转身往回走。他走了几步,听见身后有声音。他回头——刘二还站在那里,握着那支长矛,在练刺击。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闭眼,刺出去,睁开,收回来,再闭眼。封常清站住了。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了正堂。
晚饭后,封常清让康摩质把募兵名册拿过来。他坐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翻。名册上的字迹五花八门,有端正的,有潦草的,有歪歪扭扭的。有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是旁边的人帮写的,写完了,旁边又画了个圈,表示那个人按过手印。他翻到最后一页,合上名册。四千三百二十七人。其中十五到二十岁的占四成,二十到三十岁的占三成,三十岁以上的占三成。会写字的不到一成。家里还有人活着的,六成。一个人来参军的,四成。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在想,这些人训练十五天之后,能上战场的有多少?能活下来的有多少?十五天后,安禄山的前锋就到洛阳了。十五天,练不出兵。但他没有别的办法。整个洛阳城,洛阳周边所有能拿得动武器的人,都在这本名册上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校场上已经有人了。封常清走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影站在校场中央,握着长矛,在练刺击。是刘二。他比昨天站得稳了一些——不是扎得稳,是知道怎么让自己不倒了。他闭眼,刺出去,睁开,收回来,再闭眼。封常清没有叫他,也没有走近,就站在校场边上,一直等到天色发白,等到其他新兵陆陆续续走进来。
第十五天,名册上的名字有了两万三千个。洛阳守军原先的八千,加上新募的两万三千,三万一千人。封常清站在校场前方的高台上,看着那些人。那些面孔在初冬的晨光里一张一张地露出来,有老的、有少的、有壮的、有瘦的、有干净的、有脏的。他们站在那里,歪歪扭扭的,像一群被赶到一处的羊。十五天前他们是散的,现在还是歪歪扭扭的,但他们都知道了一个动作——刺击。很多人还是刺不好。刺出去的时候腰是直的,矛尖是歪的,收回来的时候会晃一下。但他们都会了——至少知道该怎么站,长矛该握在哪里,该往哪个方向送出去。
封常清站在高台上,看着他们。他想说点什么。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站在那里,让他们看见他——看见他的拐杖,看见他的铁甲,看见他的脸。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下了高台。拐杖戳在木板上,笃,笃,笃。
那天夜里,封常清没有睡。他坐在桌前,把油灯拨亮了一些,面前铺着一张洛阳的城防舆图。他的左手边放着那粒麦粒,右手边是那把从安西带来的横刀。他在灯下看舆图,看了很久,把城墙上每一处薄弱点、城门外的每一段道路、附近每一处可设伏的地形都重新过了一遍。天快亮的时候,他放下笔,把那粒麦粒拿起来,在灯下看了看。麦粒还是金黄色的,干燥的,完整的。他把它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放回袖子里。窗外,天边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线。天亮之前的那段黑暗,总是最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