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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的黑金市，风里都裹着煤烟与机油的味道，永丰街的平房排排相连，红瓦顶被岁月浸得发暗，墙根下的狗尾草在风里簌簌作响。

这里曾叫洪福街，后来改了名，却没改了邻里间那份敞着门就能串个门的热络。

民谣歌手周玮至今记得，他家与白晓娟家，只隔了两排斑驳的平房，可他对那个叫白晓娟的女孩，只剩一个模糊的代号：小白鞋。

那年周玮十一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又怕黑的年纪。

那天下午，原本喧闹的永丰街突然被一种诡异的寂静笼罩，警笛声由远及近，刺破了家属院惯有的平和。

他扒着自家院门口的木栅栏往外瞅，只看见穿藏青警服的人拉着警戒带，黄黑色的带子像一道冰冷的界限，把“小白鞋”家的院门死死圈在里面，法医的白大褂在灰扑扑的平房间格外刺眼，晃得人心里发慌。

“别瞅了，回屋去！”母亲一把拽过他，手掌心的凉意透过单薄的衬衫传过来，语气里是藏不住的慌张。

父母从不在家里提这件事，仿佛那起凶杀案是个不能触碰的禁忌，可墙再厚，也挡不住邻居们压低了声音的传言，像细小的虫子，钻进周玮的耳朵里。

“听说了吗？小白鞋是被斧子砍的，血流得满院子都是！”隔壁东北邻居家的大妈，一边翻着院子里晒的萝卜条，一边跟母亲咬耳朵，萝卜条的干硬气息混着她语气里的惊惧，格外刺鼻。

“扯啥呢，我听我家那口子说，是为了情杀，跟厂里哪个小子闹掰了……”斜对面上海邻居家的阿姨接了话，她总爱穿熨得平整的的确良衬衫，说话时眉眼都带着几分精致，可此刻声音里的颤抖，藏不住心底的恐慌。

永丰街是黑金公司的家属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个厂里上班的职工和家属，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里做了好吃的，都会端一碗给邻居；每到周末，谁家的录音机就会响起港台流行曲，音量大得能传遍半条街；男人们在院子里做家具、洗自行车，下象棋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女人们在灶台前忙碌，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敞着，从没有过安全的顾虑——可小白鞋的死，像一块石头，狠狠砸破了这份虚假的安宁。

周玮至今记得那些细碎的细节：东北邻居家的萝卜条晒得金黄，晒干后总会装一小袋送过来，嚼起来脆生生的，带着咸香；上海邻居家的院子永远一尘不染，青砖地擦得能照出人影，他每次去串门，都得踮着脚走路，生怕踩脏了地面，他们家吃饭用的小碗，小得像邻居们说的“酒杯”，精致得有些疏离。

可这些温暖又鲜活的画面，一旦和“小白鞋”的传言重叠，就变得扭曲而诡异。

有人说，小白鞋被害的那天下午，凶手故意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邓丽君的歌声盖过了所有的呼救声，也盖过了罪恶的声响。

周玮每次想起这句话，耳边就会响起巷子里循环的流行曲，原本欢快的旋律，瞬间变得阴森刺骨，那些邻里间其乐融融的场景，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揉碎，堵在他的胸口，喘不过气。

小白鞋家的巷道，原本是周玮和姐姐上学的必经之路，却对这个人毫无印象。

他只记得那户人家门口种了一棵石榴树，夏天会结出拳头大的果子，红彤彤的，坠在枝头。

他曾经和小伙伴商量过要不要偷一个尝尝，后来因为那户人家总是有人在家，始终没敢下手。

案发后，他和小伙伴们再也不敢从那里经过。

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小白鞋”早已不是一个名字，而是《聊斋》里那些含冤而死的冤魂，哪怕是大白天，那条巷道也透着一股寒气，墙根下的影子都显得格外狰狞，走在旁边，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神经绷得紧紧的，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年少的周玮，曾借着这份恐惧恶作剧——他偷偷在窗帘下摆了一双白色的布鞋，趁着姐姐不注意，突然指着那里大喊：“你看，小白鞋来了！”

姐姐吓得尖叫着扑进母亲怀里，眼泪都吓出来了，而他看着姐姐惊慌的样子，心里没有丝毫得意，只有一种莫名的发冷。

他那时还不懂，这起命案，不是他可以用来玩笑的谈资，而是一道刻在永丰街每个人心里的伤疤。

这份伤疤，周玮没能看清它的全貌。

第二年，父亲调动工作，他们家搬离了永丰街，去了一个封闭式的家属院，门口有保卫科的人二十四小时执勤，大门紧闭，再也没有了往日敞着门串门的热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