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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回家时，嘴里总会冒出一些周玮听不懂的新词：“优化组合”“编外人员”，那些词从父亲疲惫的语气里说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后来他才知道，那些看似陌生的词汇，正是席卷全国的下岗潮的前奏，像一场风暴，正悄悄向这座依赖黑金生存的城市袭来。

周玮的父亲是厂里新来的音乐教师，调过来是为了组织一个职工乐队。

这在当时的黑金公司算是一件新鲜事，领导觉得这能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周玮的父亲不这么想，他觉得这是自己这辈子干过的最荒唐的事——让一群连简谱都认不全的工人学乐器，就像让一群牛去学跳芭蕾舞。

但工资照发，他就照干。

他常常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频繁地去省城买乐器，吉他、贝斯、架子鼓、电子琴，一趟一趟地往回搬。

每次回来都会给周玮带一样东西，有时候是一本小人书，有时候是一包糖，有时候是一盒磁带。

周玮的磁带越攒越多，从齐秦到王杰，从崔健到黑豹，他的世界在这些音乐里一点一点地扩大，大到永丰街的巷子装不下了。

有一天晚上，父亲喝了点酒，坐在院子里抽着烟，突然说了一句：“你知道白家那个案子，凶手是怎么作案的？”

周玮摇头。

父亲弹了弹烟灰，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凶手去的时候，把收音机音量开到了最大。

邻居们听见了，以为是那家人自己在听收音机，谁也没在意。”

院子里很安静。

蝉鸣从法桐树上落下来，一声接一声，像一把钝刀在锯什么东西。

“所以没人听见她喊救命。”父亲把烟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二十六刀。

一刀都没听见。”

他走进屋里去了。

周玮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盯着天上的星星看了很久。

那些星星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冷漠地、毫不在意地亮着，像无数只睁着的眼睛。

他突然觉得，那些邻居家的录音机里传出的歌声，那些周末的欢笑和喧闹，那些家家户户敞开的大门和随意串门的身影——这一切，都因为那台开到最大音量的收音机，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好像一个正常人突然对你咧开了嘴，你才发现他满嘴都是血。

那种感觉后来周玮学会了一个词来形容：细思极恐。

但十一岁的他还不会用这个词。

他只知道，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再也不敢在夜里一个人上厕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