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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黑金市最后的美好时光。

红星街上的黑金饭店，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从最初最好的国营招待所，到承包给私人老板后最豪华的宾馆，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落寞。

饭店一楼的舞场，是年轻工人们的天堂，每到晚上，他们脱掉沾满机油的工作服，换上干净的衬衫和裙子，走进忽明忽暗的舞池，迪斯科的节奏响起，灯光在人群中穿梭，他们在旋律里扭动身体，释放着车间里积压的疲惫与荷尔蒙。

周玮曾是舞池旁伴奏乐队的一员，作为音乐老师的儿子，他熟练地弹奏着吉他，配合着乐队里的电子琴——那是乐队的灵魂，只要按下按键，就能调出各种乐器的声音，简单又便捷。

他们的演奏很随意，电子琴打底，每个人轮流用自己的乐器演奏主旋律，其他人就站在台上，看着舞池里的人悲欢离合，眼神空洞。

他记得，舞池里的姑娘们，没有江南女子的温婉，她们生长在戈壁旁，骨子里带着一股韧劲，伸出的手，既带着期待，又藏着倔强，因为她们知道，每一次伸手，都可能迎来冰冷的拒绝。

所以，很多人在舞池旁徘徊了一整夜，终究没能把藏在自尊里的手伸出去，就像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人，在时代的转折面前，终究没能抓住属于自己的未来。

进入九十年代，国家的极速转型，像一把锋利的刀，斩断了黑金市的循环。

曾经日夜轰鸣的机器，突然停了下来，冰冷的钢铁沉默着，无数职工被这台庞大的机器甩了出去，他们握着下岗证，站在曾经奋斗过的工厂门口，眼神迷茫，不知所措。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了父业可以继承，街上的闲人越来越多，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事情频频发生，治安越来越混乱，曾经安宁的城市，变得人心惶惶。

黑金公司作为这座城市的主体，带着周边的小工厂一起推进深度改革，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些小工厂，率先尝到了改革的阵痛，周玮父母所在的单位，也没能幸免。

父亲从事的文艺工作，在单位自负盈亏的要求下，变得一文不值，曾经热闹的职工乐队，渐渐解散，那些新买的乐器，被锁在仓库里，落满了灰尘。

周玮的母亲，曾是纺织厂的女工——在那个年代，纺织女工是一个多么光鲜的词，五十市斤的粮票、第三套人民币里的五毛钱，都藏着这份工作的体面。

可改制开始后，国家定购分配停止，厂里的针织品堆积如山，曾经坐在纺织机前的女工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纱线，变成销售人员，拉着成车的货物，四处奔波。

周玮记得，母亲曾好几次跟着同事，开车开到内蒙边境，用针织品换回苏联人留下的旧手表、旧衣物，再拉回黑金市，在街头摆摊卖掉，风吹日晒，曾经白皙的手，变得粗糙不堪。

1994年，周玮的姐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母亲也趁机调动工作，去了省城，家里只剩下他和父亲。

父亲被调到一家国企附属中学教音乐，每天早上，他要坐最早的火车去学校，晚上，再坐最晚的火车回来，疲惫写满了整张脸。

周玮一个人放学回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写作业，一个人关灯睡觉。

他不害怕。

他已经十四岁了，不再会因为一双白鞋而尖叫了。

但他开始感到另一种东西。

那种东西说不清楚，像一团雾，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他裹在里面。

那时的黑金市，早已没了往日的模样，坏消息像潮水一样涌来，国家文件里的一行字，就能改变成千上万职工的命运，全城人心涣散，每个人都在迷茫中挣扎。

他看到街上的人越来越多，闲人，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晃荡，眼神空洞，像一群没有方向的船。

他看到厂门口贴出了第一批下岗名单，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家庭。

他看到有人在巷口打架，为了几十块钱，打得头破血流，围观的人很多，没有人报警。

他的朋友们也都闲了下来。

没有书读了，没有工可以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从这个街角晃到那个街角，从下午晃到天黑。

他们嘴里永远挂着一句话——“去哪儿”。

“去哪儿？”

“不知道，你呢？”

“也不知道。”

“那走呗。”

走。

走去哪儿呢？没有人知道。

他们只是走，在千疮百孔的黑金城里走，走过那些熟悉的街巷，走过那些紧闭的院门，走过那些不再冒烟的烟囱，走过那些长满荒草的厂房。

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马路上回荡，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像一阵没有方向的风，像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白晓娟的案子，在周玮搬家的那一年，被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