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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两天，警察来了好几趟，把家属院那边都封了。”

“抓到人了没有？”

“哪有那么快，说是连个影都没摸着。不过我听说啊，警察现在在查咱们这些外地来的临时工。”

后面的话，他没再听进去。

碗里的面还剩大半碗，他放下筷子，擦了擦嘴，站起来走了。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躺在铁架床上，听着工友们的鼾声，眼睛死死盯着上铺的床板。

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放——门把手。

他碰过门把手。

两次。

一次进去，一次出来。

当时太急了，什么都没想。

他翻了个身，铁架床吱呀一声响。

隔壁床的四川工友被他吵醒了，迷迷糊糊地问：“哥，咋了？睡不着？”

“没事。”他说，“肚子不舒服。”

接下来的几天，他变得异常警觉。

上班的时候不再跟工友们说笑，下了班也不再出去喝酒跳舞。

他窝在宿舍里，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任何一个陌生人的声音都能让他心跳加速，任何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都能让他从床上弹起来。

他发现厂门口多了几个生面孔。

不是厂里的人，穿着便装，但走路的姿态、看人的眼神，跟普通人不一样。

他们喜欢站在厂门口抽烟，目光在进出的人群里来回扫。

有时候会拦住一两个工人，掏出个小本子，问几句什么。

第四天，一个便衣走进了他们的宿舍。

“你好，我是包头市公安局的。三月二十七号上午七点到九点之间，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男人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一本《故事会》，抬起头看着那个便衣，表情茫然。

“那天？上班啊。我天天上班，不上班哪来的钱。”

“有人能证明吗？”

他想了想：“锅炉房的老王，那天我们俩搭班。你问他。”

便衣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点了点头：“行，打扰了。”

然后走了。

男人继续低头看他的《故事会》。

翻了两页，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那天晚上，他没回宿舍。

他翻墙出了厂区，沿着那条他走过无数次的马路，一直走到火车站。

身上揣着那个月还没发的工资——他不要了。

床底下那几件换洗衣服——也不要了。

他在火车站的角落里蹲了一夜。

凌晨四点，一趟往南去的绿皮火车进站了。

他没买票，跟着人群挤上了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窗外的包头，还沉在墨蓝色的夜幕里。

远处二冶的烟囱隐约可见，排出的白烟在夜风里很快消散。

城市的路灯一排排地向后退去，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像一把撒出去的芝麻，消失在黑夜里。

他靠在硬邦邦的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

一闭上眼，眼前就是那双眼睛。

李秀兰的，从哀求变成空洞。

不对。

不是空洞。

是失望。

对人世的失望。

包头警方的大规模排查持续了三个多月。

马国良带着专案组的人，把青山区所有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

工地、工厂、招待所、出租屋——几千个人，一个一个地过。

没有找到人。

jg液和指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只能作为案发地之间的比对依据，无法在茫茫人海中锁定某个人。

马国良拿着那两枚指纹的照片，无数次地想——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还在包头吗？他还会不会再犯案？

案子一天天地冷了下去。

秋天的时候，专案组解散了。

马国良交还了卷宗，把现场照片和指纹卡锁进了档案柜。

柜门关上的那一刻，他站在档案室里，站了很久。

包头，1997年的秋天就这样过去了。

没有人知道那个男人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