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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的是，丈夫在包头的时候，住在工棚里，吃着大锅饭，白天在锅炉房里挥汗如雨，晚上跟工友们喝几杯白酒，偶尔去歌厅跳跳舞——这是他唯一算得上“爱好”的活动。

他的工友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内向汉子，不爱说话，干活实在，输了钱嘿嘿笑两声。

他们不知道，这个男人心里住着一头野兽。

那头野兽在1998年已经被喂饱过，食髓知味，再也饿不回去了。

2000年的秋天，大儿子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

消息传回老家，家里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

男人的母亲逢人就夸“我孙子有出息”，就连一向寡言的男人，脸上也有了笑模样。

儿子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男人破天荒地喝了不少酒，红着脸对儿子说：“好好念，将来考大学。”

大儿子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父亲很少跟他说话，突然来这么一句，他反而有些不自在。

可那天夜里，男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久久无法入睡。

酒精放大了某种冲动。

他翻来覆去，脑中的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

他知道那头野兽要出来了。

他压不住。

2000年11月19日，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

第二天一早，男人独自出门了。

2000年11月20日，立冬刚过，北方的潮气裹着刺骨的冷，死死压在黑金棉纺厂的家属区上空。

清晨六点半，天还没彻底亮透，浓稠的白雾糊满整片老旧平房，远处厂房的鼓风机嗡嗡作响，沉闷的机器轰鸣声是这片老厂区日复一日的背景音。

深秋的风卷着枯叶，刮过斑驳的红砖墙面、裸露的水泥墙头，带着九十年代末遗留的荒芜感，萧瑟又压抑。

二十八岁的罗永美醒了。

屋里没有暖气，被窝外是刺骨的凉。

她下意识缩了缩肩膀，转头看向身侧。

两米不到的木板床上，两岁的儿子蜷缩在碎花棉被里，小脸粉嫩，呼吸均匀，长长的睫毛安静垂着，睡得毫无防备。

看到孩子安稳熟睡的模样，罗永美眼底漾开一点柔软的笑意，连日操劳的疲惫瞬间淡了大半。

她是黑金棉纺厂细纱车间的挡车工，三班倒的流水线熬得人面色常年偏淡，双手带着常年触碰棉纱的粗糙薄茧。

结婚三年，生子两年，日子过得平淡琐碎，却也安稳踏实。

丈夫近期排了夜班倒班，通宵在岗，偌大的平房小屋，此刻只剩她和年幼的孩子相依为伴。

老式平房没有独立厨卫，是这片家属区的通病。

夜里接的尿盆摆在门口角落，沉甸甸的。

罗永美怕天亮后人声嘈杂惊扰孩子睡眠，打算趁着清晨安静，出门倒掉。

她来不及穿整齐衣裳，只随手抓起挂在门后的深蓝色劳保呢大衣，松松垮垮披在身上，领口大开着。

尚在哺乳期的身形丰盈温润，松散的大衣遮不住柔和的曲线，在清冷萧瑟的晨雾里，透着鲜活的烟火气。

她踩着薄霜推门出去，脚下的水泥地冰凉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