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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问：“从首次会见到正式开庭，你们一共会见核实了多少次案情？”

“次数早已无法细数。”

孙爱军摇头，语气凝重，“侦查阶段的会见，核心是确认涉案罪名、普及法律知识、夯实案件基础事实。但自从检察机关调取完整卷宗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彻底转变，全程聚焦细节核实。”

时间跨度漫长、涉案人员繁杂、作案场景分散，时隔数年，凶手的口供难免出现偏差。

而死刑大案，容不得分毫差错。

“只要发现黄志强的当庭供述、会见口述与卷宗证据存在出入，我们就必须反复会见、逐项核对、逐条厘清。”

他道出了不为人知的严苛细节，“哪怕是开庭前一天上午，距离庭审仅剩十余小时，我依旧专程会见黄志强，最后一次逐项核实案件细节、固定关键供述。”

这场拉锯式的核查，贯穿了案件办理的全程。

旁人只看到庭审的最终结果，却无人知晓，辩护团队为了穷尽真相、杜绝疏漏，付出了无数个日夜的坚守。

澎湃新闻记者：“你反复核实的口供与卷宗不符细节，具体指向哪些内容？为何如此执着于细微偏差？”

这是整场采访最核心的悬念，也是孙爱军数年坚守的初心所在。

他抬眼望向窗外阴沉的天色，语气陡然沉重。

“任何一桩陈年积案，嫌疑人供述与卷宗证据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吻合。”

但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容不得半点敷衍。

此案四项罪名中，除侮辱尸体罪外，其余三项最高刑均为死刑。

生死裁决面前，一丝一毫的偏差，都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司法失误。

“我见过太多冤案的遗憾。”

孙爱军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最怕的是，多年之后真相倾覆，发现这11起案件中，有并非黄志强所为的案子，或是存在遗漏的同案犯、隐案、共犯。一旦出现这种疏漏，就是无法弥补的重大司法失误。”

他的坚守，从来不是为凶手开脱罪责，而是为了办成一桩绝对的铁案。

对受害者而言，是告慰亡魂、还世间公道；对黄志强而言，是不枉不纵、罪责相当；对整个司法体系而言，是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杜绝所有冤假错案的可能。

“我的职责，就是把所有潜藏的疑点、隐秘的漏洞全部挑明，在庭审中形成完整的控辩平衡，让法院能够最大限度客观还原真相，给出最公正的裁决。”

凶手不懂法律，毫无敬畏之心；检察机关专注指控犯罪、夯实罪证；而他作为辩护律师，便是那道排查所有漏洞、杜绝一切失误的最后防线。

卷宗里的案情，早已被外界传得骇人听闻。

澎湃新闻记者沉声追问：“卷宗记录的作案手段，是否真的极度残忍？”

孙爱军没有丝毫避讳，字字沉重，直击人心：“是。”

短短一字，裹挟着无尽的沉重与悲凉。

“这11起案件，每一起的作案手段都堪称极致残忍、毫无人性。”

他眼底掠过一丝痛惜，“所有受害者，无一过错、无一挑衅，皆是无辜受难。其中有年仅八岁的孩童，有未满二十的年轻女孩，还有尚在襁褓中孩子的母亲……她们原本拥有安稳的人生，却在无端的恶意中，彻底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