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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的冬天，冷得像一面铁墙。

寒风从黄河方向刮过来，穿过废弃的工厂和空荡的街道，把电线吹得呜呜作响。

街边的早点摊依然出摊，蒸笼冒着白汽，油条在铁锅里滋滋地响。

卖豆腐的老太太裹着棉袄，一边翻着煎锅里的豆腐，一边跟旁边买豆浆的人说着闲话。

没有人再提起那个名字。它已经不需要被提起了。

同一天上午，距黑金市区几十公里外，榆中县青城镇。

城河村的老宅院门紧锁，门口的石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像是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几只麻雀落在院子里的枣树枝上，抖了抖翅膀，又飞走了。

屋里空荡荡的，墙角那张旧木桌上还放着一只落了灰的搪瓷缸，缸底残留着几片干枯的茶叶。

那是他最后一次离开老家时，没有喝完的茶。

黑金市郊外的刑场，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四周是灰黄的荒地和枯草。

风很大，吹得人衣角猎猎作响。

没有电视转播，没有围观的群众。

几名fajg站在指定位置，面色肃穆。

黄志强被带到刑场时，穿一身深色衣服，比在看守所时更瘦了，面容安静，像一截被遗忘在墙角的旧木桩。

一名执行人员按法定程序核对身份，宣读死刑裁定书。

黄志强听完，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什么。

声音太小，风太大，没有人听清。

有人猜测，他说的或许是“知道了”。也有人说，他什么都没说。

执行人员退到指定位置。

枪声响起。

那一声枪响在黑金郊外的寒风中划开，短暂、干脆，像折断一根枯枝。

远处，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着白烟。

街市依旧喧闹，母亲推着婴儿车走过路口，卖菜的小贩正弯腰捡起一颗滚落的土豆，收音机里的秦腔还在响着。

那座老旧的棉纺厂宿舍区里，一户人家正在阳台上晾晒刚洗好的被单，白色的布料在风里鼓起又落下，像一面无声的旗帜。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青城，一个年轻人坐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面前摊着一本书，翻开的页面上，一个字也没有读进去。

他的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着一条推送新闻的标题。

他看了很久，然后划掉了屏幕，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枣树枝头又落下一只麻雀。

黄一山没有去看他一眼。一次也没有。

在黄志强被捕后的这些年里，黄一山始终没有踏进过看守所的会见室，没有在法庭上出现过，也没有在最后一刻送那最后一程。

后来有人问起，他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

他说的是真的。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去。

去看一个杀了十一个人的父亲，坐在铁窗后面，面色平静地问能不能捐遗体。然后告诉他，儿子，我走了。

他没法去。也许他这辈子都无法解释这个“没法”到底是因为什么。但他知道他没法去。

那一声枪响，结束了一个生命。

却无法结束那些在深夜依旧会响起的哭声。无法缝合那些永远裂开的缝隙。无法让那张十字绣上的落款重新鲜活起来。

天又暗了一些。青城的那棵枣树上，麻雀飞走了。

远处，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正放着一首八十年代的老歌，断断续续的，像隔着一层很厚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