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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四年二月，广州港。

开海的消息像海风一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吹到了珠江口外的濠镜澳。

那消息先是从京城传到广州，又从广州传到香山，再由香山的衙役快马送到濠镜澳。

告示贴出来那日，濠镜澳码头前的石阶上站满了人，几个葡萄牙商人挤在最前面，让通事一字一句地念给他们听。

通事念到“广州开港，准外洋商船照例入港贸易”时，那几个葡萄牙人当场便叫了起来，有人摘下帽子往天上一扔，下来时被海风吹进了海里，他也不恼，只站在栈桥上哈哈大笑。

对他们而言，这无异于听见了一扇金库的大门在面前缓缓打开。

濠镜澳本就地域狭，三面环海，北面一条窄窄的沙堤与香山县相连。

这些葡萄牙人自嘉靖年间便借地栖息，岁输地租银五百两，受香山县管束。

他们在这里修了几座白色的石头房子，建了教堂，设了议事亭，平日里做的是转口贸易，把印度和南洋的货物运来，再换走大明的丝绸、瓷器和茶叶。

可海禁未开，他们的船只能停在濠镜澳外的港里，货物要经香山县查验后由内地商贩转手，层层关卡，层层分利，真正到他们手里的利润早已薄得可怜。

如今听闻大明正式开广州港，如同一扇封了多年的铁门终于从里面推开，门轴转动的声音在每个人耳中都像黄金碰撞。

二月初六，一支由三艘大船组成的葡萄牙商船队抵达广州港外。

那三艘船便是西洋所称的卡拉克夹板大船，船身宽阔，艏艉高翘，吃水极深，一望便知是远涉重洋的重载海舶。

船壳用厚实的橡木拼接，接缝处填了麻絮和沥青，黑黝黝的像三头浮在水面上的巨兽。

桅杆顶上悬着一面蓝白相间的旗帜，旗上纹样古怪，乃是葡萄牙王国的王旗。

船帆被海风鼓得满满的，上面还画着红色的十字和繁复的徽记。

船首像是一个抱球的石雕女神，被浪花打得发绿，却仍昂着头，摆出一副远道而来的倨傲姿态。

船只尚未驶入内港，港口巡海的水师快船便已靠了上去。

两艘明军哨船从左右包抄过来，船上的兵士举着令旗，示意来船减速下锚。

葡萄牙商船依令停下，甲板上的水手们探出身子，用番语朝哨船喊了几声。

水师哨官在外围警戒，并不理会，只把快船泊在射程之外。

随后海道副使差遣吏员，带着通事与书办，登船核验货物。

那通事是广州府多年培养熟悉番务之人，口中的是混杂粤地方言的西洋商贸俚语，这一项便让那些葡萄牙人刮目相看。

清点货物、丈量船身尺寸以备丈抽纳税，一套流程走完，方才准许商船入港，只遣两艘巡海哨船在旁护卫，导引船队驶入港内泊位。

这是万历放开月港之后，第一支获准合法入港停泊的欧罗巴西夷商队。

广州府同知亲自率人在码头之上接待。

那同知四十来岁，面容清瘦，穿着五品官服，外头披了件挡风的青布披风。

他身后跟着几个书办、两个通事和一队营兵，阵仗不大，却自有一股从容。

码头边上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有货栈的伙计，有船上的苦力，有临街铺子的掌柜，也有闻讯从城里赶来的闲人。

众人伸长脖子朝海面上望，见那三艘番船如此巨大，都啧啧称奇。

一个常年跑船的老船工眯着眼道：“这船吃水深，装得下咱们的三四条船。”

葡萄牙商团首领是年过半百的白发商人，名叫若昂·罗德里格斯，久居澳门，竟能几句粗浅的广府土话。

他穿了件深色呢绒长衣，领口和袖口缀着磨得发亮的铜扣，腰间束着皮带，胸前挂着一枚的银质十字架。

下船时，他先朝同知鞠了一躬，那腰弯得极深，姿态谦卑，与那三艘大船的倨傲截然不同。

直起身后，他又用半生不熟的广府话道：“大人，在下自西方来，愿奉海利，永结好通商。”

同知微微颔首，算是答了。

罗德里格斯又命人从船上抬下几口箱子，打开来看，里面是来自印度的香料、非洲的象牙、欧洲的自鸣钟和几杆火绳枪。

象牙被海盐蚀得发黄，却仍然温润厚重。

自鸣钟用黄铜壳子罩着，钟摆细细地晃，指针在晶莹的珐琅盘面上缓缓移动，每走一下，那些围观百姓便不自觉地跟着屏一口气。

那钟声轻盈悦耳，在喧闹的码头上响起来时，竟把四周的嘈杂都压下去了一瞬，听得码头上的吏员百姓啧啧称奇。

两名耶稣会传教士也在船上。

一个叫罗全，一个叫罗明。

前者三十来岁，生得清瘦白净，高鼻深目，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改过的明人袍子。

那袍子是用靛蓝土布做的，领口和袖口都做了改动，穿在身上略显局促，却比旁边的罗德里格斯更像明人几分。

他的汉语还不太流利，但已能几句简单的对话。

下船后，他先朝围观的广州百姓拱了拱手，又掏出一叠彩印的宗教画像，上面画着怀抱圣婴的圣母和受难的耶稣。

那画像用色鲜艳，人物衣纹细腻，圣母的蓝袍和耶稣的红袍在日光下亮得刺眼。

百姓们围过来看，有孩童伸手想去摸，被大人拽了回去。

一个老妇人盯着画像看了半天，嘀咕道：“画得倒鲜亮，可这妇人怎么穿着番人的衣裳？”

罗全听了，也不恼，只微笑着解释。

他的汉语还带着浓重的西洋腔，一句话下来，走了好几个音。

围观的人听了半懂不懂，大多只看个新鲜，真正往心里去的没有几个。

广州府的商人却没有闲心看那些神像，他们眼热的是葡萄牙船上的货物。

几个在十三行街上开铺的商贩凑在码头边嘀咕：“佛郎机的自鸣钟，转手就能卖几十两；一箱子胡椒，运到佛山去，少也翻三倍。这买卖做得。”

他们一边，一边在袖子里把手指捏来捏去，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要进多少货。

也有商人围着葡萄牙人带来的火绳枪转。

那枪管比明军惯用的鸟铳略短，但锻打甚精，枪托木料也硬实，枪机上的零件做得细密。

几个商人低声议论：“佛郎机人的火器，名不虚传。”

当然，火器这条线，他们自然是不敢碰的。

早在几年前，万历便下了明旨：海外贸易中严禁火器，违者诛三族。

这道旨意一下，再胆大的海商也明白，火器买卖再厚利，也厚不过自己全族的人头。

话传到广州府同知耳朵里，他立时叫人把几杆火绳枪送进官厅，当众验看。

官厅里早已烧好了炭盆，几个营将和火器匠人围在桌边，像看稀世珍宝似的把那几杆枪翻过来掉过去。

同知又让营里的火器匠人试放了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