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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甜。”

“辣吗？”

“你脑子里只剩这个？”

“还有油。”

顾长夏把剩下一点也吃了。

果肉又酸又涩，核旁边甚至有一点苦。完全不像她母亲院里的那棵树。那棵树结的杏也酸，却是先甜后酸，咽下去以后嘴里还会留一点香。

她时候不爱吃，总挑隔家买来的大黄杏。母亲等这棵改好，明年就甜。改了六年，最好的一年也只多出半分糖度。

母亲每年给树挂不同颜色的塑料牌。红牌记糖度，蓝牌记果重，白牌写哪一枝换过花粉。顾长夏时候只关心哪一牌能摘，常把母亲刚称完的样果偷走。母亲追到院门口，也不骂她偷，只让她把核吐回编号碟里，免得第二天对不上。

最好的一年，母亲把半颗杏切成八片，请全组人盲尝。七个人里只有两个比去年甜，其中一个还是刚来实习、不敢难吃。母亲照样把结果写进本子，末尾补了一句：风味改善不显着，明年继续。

顾长夏那时觉得“明年继续”是世上最没有用的结论。如今她能记起那行字在纸的哪一角，却记不起最后一只白牌挂在哪根枝上。

后来母亲退休，树留在试验院。灰第一年，试验院屋顶塌下来，谁也不知道树是不是一起没了。

顾长夏没这些。

她用餐刀刮干净杏核，放进口袋。那里已经有一颗泡过三次都没发芽的十九号，两颗核隔着布碰了一下。

梁砾道：“现在能走？”

“走。”

这次没有人再看果园。

车开出两公里，宋迟在后车调频，念一重新核滤芯数，梁砾因为少了备胎，见到每块尖石都要绕。

顾长夏把手伸进口袋。

她摸到两颗杏核，分不清哪一颗是十九号，哪一颗是刚捡的。

她把其中一颗拿出来看。

颜色太接近。

十九号原先在核尖有一道铅笔印。泡过三次以后，铅印只剩针尖大的一点。新捡的这颗又在果肉里染过，核缝偏深。车身一直震，她迎着窗光看了几次，每一次判断都不一样。

念一问：“两颗一起留不行？”

“会混。”

“长出来再认呢？”

“认不出。杏是异花授粉，核长出来本来就不是原来那棵。”

“那你留十九号做什么？”

顾长夏用拇指擦那点疑似铅印的黑：“不知道。”

这比为了母亲、为了记忆或为了保存什么都难听一点，也更接近实话。她只是留了七年，留到已经不能随便扔。

刚捡的这颗不一样。它酸，涩，来自一棵她根本不认识的路边树。唯一像的地方，是她希望它像。

她不该混在一起。

也不该拿一颗路边的东西冒充自己认识的那棵树。

顾长夏按下车窗，把新杏核扔了出去。

核在路边灰草里，没有声音。

梁砾从镜子里看她：“这回真走？”

“走。”

车继续开。

两公里后，顾长夏忽然坐直。

“倒车。”

梁砾没理。

她又拍了一下车门。

“梁砾，倒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