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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我摆摊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在我摊子前面站了很久。三十来岁，穿灰色的衣服，背着手，一直看我的童装。”

“看了多久？”

“十来分钟。也没问价，也没买，看完了就走了。”

“长什么样？”

“瘦，个子中等，脸没看太清，戴着帽子。”

老周把这段话记在心里。

“后来呢？”

“后来他就走了，往巷子里去了。我当时没在意，摆摊的，来来去去什么人都有。可现在想起来，他在我摊子前面站的那十来分钟，正好是我孩子在我旁边的时候。”

老周站起来，走到孙队长那边，把话转了一遍。

孙队长听完，把本子合上。

“这个人，可能是关键。”孙队长看着老周，“你告诉马玉华，让她仔细想，那个人身上的衣服、鞋子、帽子，有什么特征。哪怕是一个扣子，一条拉链，都可能是线索。”

“晓得了。”

老周回去转告，马玉华闭上眼，想了一阵。

“灰夹克，旧得很，袖口磨白了。裤子是黑的。鞋子……好像是解放鞋，绿色的那种。帽子是黑布的，圆顶。”

孙队长把这些记下来，转头对老民警讲。

“查这几个村的出租屋，留意一个三十来岁男的，穿灰夹克、黑裤子、绿解放鞋、黑布圆帽。”

老民警把记录抄了一份，带着人出去了。

上午十点，老黄回来了。他去菜市场那边跑了一趟，找到了几个摊贩，但那个卖袜子的女人，确实没找到。

“有人说她昨天下午没来摆摊，今天早上也没来。”

“平时呢？”

“平时天天来，风雨无阻。那条巷子，就她一个人卖袜子，摆了两年了。”

孙队长把眉头皱了一下。

“摆两年，天天来，怎么突然不来了。”

“对。”

“她住哪儿？”

“打听了一下，说住在沥滘村。但具体哪一栋，没人讲得上来。我们的人去了沥滘，找了两个小时没找着。”

孙队长靠在墙上，想了一阵。

“先别下结论，她可能害怕了，躲起来了。也可能有别的事，但记住这个点。一个天天出摊的人，出了事就不见了，这本身就不正常。”

老周在旁边听着，没插话。

中午的时候，分局面包车来了。

拉来十几个民警，分成四个组，往四个城中村去。老周的车队也动了，几十台出租车在村口蹲着，看到有抱小孩的出来，就上去看一眼。

下午两点，一组人从大塘村回来，没消息。

下午三点，二组人从沥滘回来，没消息。

下午四点，三组人从赤沙回来，说有一条线索——村口一个小卖部的老板，昨天上午看见一个男的，抱着一个用布裹着的东西，从巷子里急匆匆出来，往村外走。

但那个男的是不是穿灰夹克，老板没看清。

孙队长把这条线索记下来。

“时间呢？”

“大概上午十一点。”

“马玉华的孩子是十点四十七分丢的。十一点从赤沙出来，时间对得上。”

“可赤沙到沥滘，有两条路。走村道的话，二十分钟。走大路绕一圈，四十分钟。那个男的是往哪个方向走的？”

“老板说往东。东边是赤沙村口，出去就是大马路。”

孙队长把地图铺开，拿红笔在赤沙村东口画了个圈。

“如果这个人从赤沙东口出去，往大马路走，上了公交车或者打了个摩托，可以往三个方向去，往南是番禺，往西是芳村，往北是市区。”

“那他到底去哪了？”

“不知道。”孙队长把笔放下，“但赤沙东口出去那个公交站，有监控。”

“去调。”

老周站在旁边，听了一阵，没讲话，转身走到走廊。马玉华还坐在椅子上，怀里抱着那床被子。

“玉华，有线索了。”

马玉华抬起头。

“昨天上午十一点，有人看见一个男的，抱着个东西从赤沙出来，时间对得上。”

“那是牛牛吗？”

“不确定。但方向对。”老周蹲下来，“我跟孙队讲了，让他去调赤沙东口公交站的监控。如果有那个人上车的画面，就能顺着找。”

马玉华把被子攥紧了些。

“老周，你说，牛牛还在广州吗？”

老周看了她一会儿。

“在。”

“你怎么知道？”

“人贩子偷了孩子，第一件事是想脱手。脱手要时间，要找下家。现在全广州的湖南人都在找，几百台车，几千份传单，电台广播一天播八遍。他没有地方去，只能躲。躲在哪个村里，抱着个孩子，不敢出门，不敢买奶粉，不敢去医院。”

老周把话讲得很慢。

“他越躲，越容易露馅。孩子饿了要哭，哭了要喂，喂了要换尿布。一个大男人抱着一个四个月的孩子，在城中村住着，左邻右舍看两天就看出来了。”

马玉华把眼睛抬起来。

“所以他还在？”

“还在。”

“那怎么找？”

老周站起来，看了看窗外的天。

“一间一间找，一个人一个人问。孩子不会凭空消失，总会有人看见。”

窗外的广州，天阴着，云压得低。

城中村的握手楼一栋挨一栋，密密麻麻。

巷子里人来人往，抱孩子的、推婴儿车的、卖菜的、骑摩托的，乱糟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