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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繁华迷眼,谁在清醒
深夜十一点,CBD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像一座座镶满钻石的巨型墓碑,矗立在城市的夜空下。
隆复生推开二十九楼的消防通道门,爬上了天台。这不是他第一次在深夜来这里。风很大,吹得他衬衫猎猎作响,领带像一条垂死的蛇在胸前飘荡。他站在栏杆边,往下看了一眼——街道上霓虹闪烁,车流如织,那些甲壳虫似的车辆在红绿灯间穿梭,载着一个个和他一样疲惫的灵魂。
他今年三十二岁,供职于国内排名前十的宏远地产集团,职位是投资拓展部的高级经理。在这个位置上,他年薪六十万,名下有一套还在还贷的九十平米公寓,一辆开了五年的日系车。在旁人看来,这是个相当体面的人生——老家湖南小镇出来的孩子,能在京城市中心的地产公司坐到这个位置,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
可隆复生此刻感到的,只有无尽的空。
白天的事情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反复切割着他的神经。上午的总经理办公会上,他的直属领导、投资拓展部总经理方远山,当着所有高管的面,把他花了三周时间做的城北旧改项目方案批得体无完肤。
“隆复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方远山把报告摔在桌上,声音大得整个会议室都在发抖,“容积率做到3.5你就停了?旁边那块教育用地你不会想办法并进来?业主补偿标准那么高,你以为公司是慈善机构?”
隆复生站起来,试图解释:“方总,那片老厂区的居民确实有实际困难,我们不能为了利润——”
“够了。”方远山抬手打断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你在公司六年了,怎么还跟个实习生一样天真?不赚钱的项目,公司养你干什么?”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风声。十二个部门的老总齐刷刷地看着他,那目光里有同情、有嘲讽、有幸灾乐祸,唯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隆复生没有辩解。他只是平静地把报告收回来,说了句“我回去修改”,便坐下了。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一刻他的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一样。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活在一个巨大的、荒谬的谎言里。他们在用金钱丈量一切,用利益计算一切,把贪婪包装成进取,把掠夺美化成效率。而那个明明知道是错的决定,却因为所有人都这么做,就变成了“正确”。
散会后,方远山把他叫到办公室,语气软了下来。“复生,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人,我不想看你走弯路。”他递过来一根烟,隆复生摆手拒绝了,方远山便自己点上,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有些模糊,“这个项目做完,我给你提副总监。明年的分红,你拿两个点。你想想,你老家那些亲戚,谁家有这个出息?”
隆复生看着他,忽然觉得很悲哀。方远山比他大八岁,住着两千多万的别墅,开着保时捷,老婆孩子都在加拿大。在公司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隆复生注意到,方远山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他的笑容总是恰到好处,但那种笑容像是一张画上去的面具,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考虑考虑。”隆复生说完,转身离开了。
此刻在天台上,隆复生把那天的对话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风更大了一些,吹得他的眼睛发涩。他看着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湖南老家的夏天,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数星星。那时候的天很黑,星星很亮,耳边是稻田里的蛙鸣和爷爷摇蒲扇的声音。爷爷会念一些他似懂非懂的话给他听,什么“贪者常贫,知足常富”之类的老话,当时他觉得这些酸溜溜的话没什么用,还不如一块西瓜实在。
可此刻,这些话忽然像钉子一样扎进了他的心里。
“贪者常贫……”他喃喃地念着这四个字,嘴角浮起一个苦涩的弧度。
方远山贪吗?贪。公司贪吗?贪。他自己贪吗?他也贪。他贪的是什么?是那个副总监的头衔,是明年的两个点分红,是回老家时可以昂首挺胸地告诉亲戚们他在北京混得有多好。他在那座九十平米的公寓里,把房产证翻来覆去地看了不下五十遍,每看一次都觉得腰杆硬了一分。他把那辆日系车的钥匙攥在手心,感受着金属的冰凉,觉得那是一枚勋章。
可这些东西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他想起上周去看房交会,一个刚入职不到两年的同事全款买了辆奔驰E级,请大家吃饭的时候满脸红光地说:“人活一世,不就是个面子吗?”那天晚上隆复生失眠了,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也在被同样的逻辑吞噬——他在暗中比较自己的车和同事的车,比较自己的表和同事的表,比较自己的职位、收入、穿着、谈吐,甚至连端咖啡杯的姿势都在比较。
这种比较像一种慢性毒药,一点点侵蚀着他的骨髓。他不再是隆复生,他变成了一组数据:年薪六十万,房产一套,座驾一辆,职位高级经理。他的价值被这些冰冷的数字定义,而他竟然也默认了这种定义。
手机震动了,是母亲的来电。他接起来,风太大,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复生啊,你爸的腿最近又疼了,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老中医的药……”母亲的声音怯怯的,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你要是手头紧就算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隆复生的鼻子一酸。他每个月的房贷一万二,车贷三千,给父母寄三千,再加上各种应酬、社交、保险,工资卡上真正能动的钱所剩无几。他想起上个月他花八千多买了一件阿玛尼的西装,当时只想着下周要去见合作方,不能穿得太寒酸。可那件西装穿在身上,他并没有变得更像他自己,反而更像一个被社会规训出来的、面目模糊的“精英”。
“妈,药的事我来解决,你别担心。”他说完,又加了一句,“爸的腿,我一定想办法。”
挂了电话,他蹲在天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天很黑,星星被城市的灯光淹没了,一颗都看不见。
那晚他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点。打开门,六十多平的出租屋里空荡荡的,他坐在沙发上发呆,目光落在一个旧木匣子上——那是爷爷临终前留给他的。爷爷是个读过私塾的老农民,一辈子没出过县城,却总爱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木匣子很旧,漆面斑驳,上面刻着四个字:“清心寡欲”。
他一直觉得爷爷迂腐。在这个时代,“清心寡欲”四个字简直像个笑话。谁不在追求更多?更多钱、更多权、更多房子、更多车子、更多女人的青睐、更多男人的尊重?欲望是这个时代的发动机,没有欲望的人注定被淘汰,这是他在商学院第一堂课上学到的东西。
可此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打开看看。
木匣子的锁早就坏了,他轻易就掀开了盖子。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一本手抄的小册子,封面用毛笔写着《菜根谭节录》,字迹歪歪扭扭的,是爷爷的手笔。翻开第一页,就是那段被他遗忘的话——
“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授候,权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羹旨于膏粱,布袍暖于狐貉,编民不让王公。”
他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遍又一遍。窗外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声音,远远的,像叹息。
那一刻,隆复生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旁人看来无异于自毁前程,甚至可能被当作精神病发作。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他三十二年来,做的第一个真正清醒的决定。
二悬崖勒马,逆流而上
第二天的晨会,隆复生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站了起来。
他没有提前准备发言稿,甚至没有想好措辞。他只是站在那里,挺直了脊背,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声音说:“方总,各位同事,城北旧改项目,我不做了。”
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方远山正在喝茶,杯子举到一半,停在了空中。
“你说什么?”方远山的声音不大,但那股冷意像冬天的风,从每个人后脖颈上掠过。
“我说,我不做了。”隆复生重复了一遍,“不光是这个项目,下个月我的合同就到期了,我不会续签。我想了很长时间,也许这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坐在他旁边的同事林若溪猛地转过头来看他,眼睛里全是不可思议。她压低声音说:“复生,你是不是疯了?”
隆复生对她笑了笑,那笑容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的叶子。“我没疯,若溪。我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方远山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上,“啪”的一声,茶水溅了出来。他的脸色很难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职业化的冷静,甚至挤出了一丝笑容。“复生,我知道压力大,你先冷静冷静。这件事我们稍后单独谈。”
“方总,我很冷静。”隆复生的声音温和而坚定,“这六年谢谢你,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但我现在要做一件我必须做的事,跟公司无关,跟你无关,只跟我自己有关。”
说完,他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里很安静,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一下,像某种决绝的鼓点。身后会议室的门还没有关上,他听见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这人完了”,然后是一阵嗡嗡的议论声,像蜜蜂炸了窝。
隆复生没有回头。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得比他预想的还要快,还要猛烈。
宏远地产做事的风格他是知道的——不留后患,不留退路。当天下午,人事部就找他谈了话,态度非常明确:要么收回辞职申请,要么立刻办理离职手续,公司不会给他一个月的缓冲期。
“隆经理,方总说了,既然你不想干了,那就痛快点。交接工作在三天内完成,第四天你就可以走人了。”人事部的王总监隔着办公桌看他,目光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怜悯和上位者的不屑,“你想好了?这个行业圈子就这么大,你走了,以后想在同等规模的公司找个同样的位置,基本不可能了。”
隆复生看着王总监桌上的那盆绿萝,叶子有些发黄,蔫蔫地垂在花盆边上。他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好,我知道了。”
消息传得比病毒还快。不到半天,整个公司都知道了——投资拓展部的隆复生不干了,据说是因为跟方总顶牛,拿城北的项目赌气。版本有很多种,有的说他被猎头挖走了,有的说他犯了什么错被逼走的,还有的说他中了彩票要回老家享福去了。说什么的都有,但没有一个人猜到真正的原因——他只是不想再做一个贪婪的穷人。
最后一个夜晚,隆复生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部门十几个同事,只有一个实习生小陈过来帮忙。其他人要么装作很忙,要么装作不知道,还有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在微信上发来几句话,措辞小心翼翼,像在雷区里走路。
林若溪是第十一个发消息的,比隆复生预想的要晚。
“复生,我在楼下咖啡馆,你要不要下来坐坐?”
他想了想,回了两个字:“等我。”
咖啡馆在一楼大堂的转角处,灯光昏黄,空气中飘着咖啡豆的焦香。林若溪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两杯拿铁,一杯已经喝了小半,另一杯还在冒着热气。她今年三十岁,比隆复生小两岁,在公司做品牌策划,是个很有灵气也很聪明的姑娘,也是整个公司里为数不多的、隆复生觉得“干净”的人。
“你真要走?”林若溪看着他坐下,直接问。
“真要走。”
“为什么?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林若溪的声音有些急切,“你去哪儿?哪家公司?薪水多少?你跟我说实话。”
隆复生端起那杯拿铁,喝了一口,奶泡绵密,咖啡微苦。他慢慢咽下去,说:“哪儿也不去。我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可能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什么叫不一样的事?”
“我还没想好。”隆复生笑了笑,“但肯定不是继续做现在这种事了。”
林若溪沉默了。她搅动着自己的那杯咖啡,勺子碰到杯壁发出清脆的声音。半分钟后,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复生,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像地产人的地产人。”
“嗯?”
“你太干净了。”林若溪说,“这个行业,这个公司,包括我自己,大家都在泥里打滚。但你不一样,你一直在试图用一种干净的方式做一件脏的事,所以你才会这么痛苦。”
隆复生听出了她话里的细腻和洞察,但同时也听出了另一种东西——某种无力回天的妥协。
“若溪,那你呢?”他问。
林若溪苦笑了一下,把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我?我签了三年合同,还有两年。房贷、车贷、我妈的医药费,我没办法像你一样潇洒。”
隆复生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枷锁,不是他一句“你应该追随内心”就能化解的。他只是默默记住了林若溪眼里那一闪而过的光,那种光叫“不甘”,是还没有完全麻木的人才有的东西。
离职那天,隆复生在公司门口碰到了方远山。
方远山刚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从上到下都散发着一种让人不敢靠近的气场。他看见隆复生抱着纸箱子走出来,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竟然破天荒地走了过来。
“复生。”他叫了一声。
隆复生停下来,看着他。
方远山看了他几秒钟,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嘲讽,有不屑,但隆复生敏锐地捕捉到了另一层东西——一种转瞬即逝的、极其微弱的羡慕。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想法。”方远山说,声音很低,只有他们两个能听见,“但我比你聪明,我知道那是幼稚。”
隆复生没有反驳,只是说了一句:“方总,保重。”
他抱着纸箱子走了,穿过大理石铺就的大堂,旋转门把他推出去,迎面是五月末的风,带着夏天的温度和路边花坛里月季的香气。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气。那空气不干净,混杂着汽车尾气和烟尘的味道,但他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
纸箱子不算重,里面只有几本书、几个笔记本、一个水杯和那只爷爷留下的旧木匣子。这就是他在这家公司六年积攒下来的全部身家。那些工牌、奖杯、名片,他一样都没带。
他忽然想起那句话——“权豪自甘乞丐”。
方远山权倾一方,豪车别墅,可在隆复生看来,他比任何一个乞丐都可怜。乞丐至少知道自己穷,方远山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富可敌国,实际上他的灵魂早就破产了。
回到家,隆复生把箱子放在桌上,开始认真地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他的存款不多,二十万出头,算上离职补偿,勉强能撑一年。房租每月六千,吃饭两千,杂费两千,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最低消费标准。他也想过换一个更便宜的房子,但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混了六年,连一个像样的落脚地都要放弃,心里多少有些不甘。
“不急,”他对自己说,“慢慢来。”
他开始看书。不是那些工具书、管理书、成功学的书,而是爷爷那本手抄的《菜根谭》。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遍读不懂就两遍,两遍读不懂就三遍。那些他曾经以为是酸腐文人无病呻吟的东西,此刻像一把钥匙,一扇一扇地打开他心里的门。
“藜羹旨于膏粱”——粗茶淡饭比山珍海味更美味。他试了,试着用最简单的食材做饭,不放那么多调料,不过分追求口感。他发现当他把注意力从“吃什么”转移到“怎么吃”的时候,一碗白粥配咸菜也能吃出踏实的味道。
“布袍暖于狐貉”——布衣比皮草更温暖。他把衣柜里那些西装、衬衫、名牌T恤都收了起来,只留下几件纯棉的素色衣服。穿上它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终于脱下了一层厚厚的铠甲,那种轻松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但真正让他开始蜕变的,是他在网上偶然看到的一个消息。
那天深夜,他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浏览工作机会,不是为了马上找工作,而是想了解一下市场行情。一个不起眼的帖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一个本地论坛上,一个叫“老厂长”的ID发了一条求助信息:
“西郊纺织厂宿舍区老楼,因涉及历史遗留问题,开发商放弃拆迁,现133户居民断水断电三个月,老人孩子苦不堪言,跪求社会各界关注。地址:城西区光明路178号,纺织厂家属院。”
帖子话。隆复生却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坐直了身体。
城西区光明路,西郊纺织厂——他太熟悉了。那是他入职宏远第一年跟过的项目,当时公司评估后觉得拆迁成本太高、利润太薄,直接放弃了那片区域。六年来,房地产大潮一波接一波地涌过,城市的边界不断向外扩张,但西郊纺织厂那片老厂区就像一块被遗忘的伤疤,死死地贴在城市的西边。
他立刻搜索了更多信息。果然,那片区域的情况比帖子里说的还要糟糕。纺织厂早在十年前就破产了,职工宿舍区的房子大部分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甚至是五十年代的筒子楼。之前有开发商来看过,但一算账就跑了,因为那一带地势低洼、地基处理成本高,加上住户密度大、补偿标准无法统一,谁都啃不下这块硬骨头。
133户,断水断电三个月。
隆复生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很久。他是一个做投资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片区域的“死穴”——投入产出比太低,风险太高,周期太长。任何一个理性的开发商都不会碰这个项目。
但隆复生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站在开发商的角度想?
他不再是宏远的人了。他甚至不算是地产行业的人了。他现在是一个无业游民,一个只有二十万存款、连房租都要精打细算的普通人。
可正因为这样,他反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不需要对股东负责,不需要对KPI负责,不需要对任何人的贪婪负责。他只需要对他自己负责。
“如果我不是为了赚钱呢?”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脑海中的迷雾。
他拿起手机,又看了一遍那个帖子:“133户居民断水断电三个月,老人孩子苦不堪言。”
他想起爷爷说的另一句话:“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
隆复生几乎是本能地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帖子,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和一种被生活反复碾压后的疲惫。
“喂,谁啊?”
“您好,”隆复生说,声音有些发抖,但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激动,“我在网上看到你们家属院断水断电的事情,我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那个苍老的声音忽然哽咽了。
“终于有人打电话来了。”老人说,声音湿漉漉的,“小伙子,你是记者吗?你是政府的人吗?”
“我不是。”隆复生握紧了手机,“但我想来帮你们看看,能帮多少帮多少。”
那天晚上,隆复生失眠了。不是因为焦虑,而是因为一种从未有过的、汹涌澎湃的冲动。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那片老厂区,想着那些断水断电的老人孩子,想着爷爷的木匣子和《菜根谭》里那些他曾经以为是废话的话。
凌晨三点,他爬起来,打开电脑,开始查资料。他把西郊纺织厂的历史沿革、土地权属、规划条件、周边房价、居民构成等所有能找到的信息都翻了出来,密密麻麻地记了二十多页。他不是为了赚钱,但他知道,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资源,而资源需要合理的配置方式。他要找的,不是一条暴富的路,而是一条能让133户居民体面地活下去的路,同时也是一条能让自己心安的路。
天快亮的时候,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梦里有爷爷的声音,念着那句他一生都忘不掉的话——
“贪者常贫,知足常富。”
三孤身赴险,暗流涌动
三天后,隆复生站在了西郊纺织厂家属院的门口。
眼前的景象比他在网上看到的更加触目惊心。这条街叫光明路,名字取得很好,但整条街上最缺的就是光明。路面坑坑洼洼,雨水积在坑里,散发着一股腐臭味。两旁的梧桐树不知多少年没修剪过了,枝丫疯长着,把本就昏暗的阳光遮去了大半。
家属院的大门是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上面的油漆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玻璃窗碎了两块,用硬纸板和胶带糊着。往里走,是六栋灰扑扑的居民楼,外墙的水泥脱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红砖,像褪了色的迷彩服。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楼与楼之间缠绕着,有些地方的绝缘皮都裂了,露出里面铜色的金属线,让人看着心惊肉跳。
一个老人坐在楼下的藤椅上晒太阳。说是晒太阳,其实阳光并没有照到他身上,他只是坐在那片阴影和光线的交界处,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标点符号。他的头发全白了,稀疏得像秋天的枯草,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枚硬币。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胸口印着“西郊纺织厂”四个褪色的红字。
“您好,”隆复生走过去,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老人平齐,“我是刚才打电话的人,小隆。”
老人浑浊的眼睛慢慢聚焦到他脸上,看了一会儿,忽然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那只手的皮肤粗糙得像砂纸,骨节粗大,指甲里还有洗不掉的污渍。但那只手的力量大得惊人,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你来了。”老人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真的来了。”
隆复生的眼眶一下就热了。他用力握了握老人的手,那只手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带着一种久违的、属于土地和劳动的热。
老人叫陈德厚,今年七十六岁,是纺织厂退休的老车间主任。他从十八岁进厂,到五十八岁退休,在这片土地上站了整整四十年。他见证了纺织厂最辉煌的时候——三千多工人同时开工,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女工们的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也见证了纺织厂最惨烈的时刻——破产清算那天,大门口的横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还我血汗钱”几个大字像一面面悲壮的旗帜。
陈德厚带着隆复生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边走边介绍情况。133户居民,其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一半,有十三户是独居老人,八户有重病患者,四户有残疾人。断水是从三个月前开始的,因为水管老化爆裂,自来水公司说维修费用太高,开发商又不肯出钱,就这么一直拖着。断电是从两个月前开始的,有人在楼道里私接电线引发了火灾,消防检查后整片区域都被拉闸了,说是安全隐患太大,必须彻底整改。
“现在大家吃水,都靠这个。”陈德厚指了指院子角落的一口老井。隆复生走过去一看,井口被一块水泥板盖住了大半,剩下的缝隙里伸出一根塑料管,接在一个蓝色的塑料桶上。井水浑浊发黄,水面漂浮着落叶和不知名的杂质。
“这水不能喝吧?”隆复生皱起了眉头。
“烧开了能喝。”陈德厚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五六年了,都这么喝。”
隆复生蹲下来,用手掬了一捧井水。水很凉,带着一股铁锈和泥土混合的味道。他把水泼掉,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发软。
他不是没有见过穷人。他在湖南老家的村子里,穷人也很多。但那是农村,是大家本来就穷的那种穷,和城市里的这种穷完全不一样。城市里的穷是一种被遮蔽的穷,被高楼大厦、霓虹灯广告牌和这个时代高速运转的齿轮抛在身后的穷。这种穷更残忍,因为它近在咫尺,却无人看见。
接下来的日子,隆复生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着信息。他挨家挨户地走访了132户——有一户始终没有人,门锁着,门缝里塞满了灰尘。他用了整整十五天,每天从天亮走到天黑,笔记本写满了三本。他记录了每个家庭的人口结构、收入来源、健康状况、房屋面积、产权归属,把他们所有的诉求、困境、希望和绝望都一一记下来。
他还做了另一件事——自学。
他把能找到的关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政策文件全找了出来,一字一句地研究。他去区规划局、住建委、信访办、街道办的门口蹲过点,递过材料,打过电话,经历过无数次的“回去等通知”和“这不归我们管”。他碰过无数次壁,被保安轰出来过三次,被办事人员冷嘲热讽过无数次,有一次甚至被一个中年男人从办公室里推了出来,那人指着他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谁?”
隆复生没有争辩。他只是默默地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继续去下一个地方。
他像个真正的傻瓜一样,在做一件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但奇怪的是,他一点都不觉得苦。他甚至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充实过。以前在宏远,他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但那种忙是空洞的,忙完一天之后躺在床上,他不知道这一天到底留下了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每天回到出租屋,他都累得像散了架,但心里是满的,那种满足感像一汪清泉,从心底汩汩地往外冒。
他忽然明白了什么叫“知足常富”。富不是钱多,而是心满。当你做的事情让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当你选择的方向和你内心的价值观一致,你就不会觉得匮乏,不会觉得饥渴,不会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一样四处攫取。那种“富”,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地推进这件事的时候,一道暗流正从城市的另一端向他涌来。
那天晚上,隆复生正在出租屋里整理资料,林若溪的电话打了过来。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明显的紧张和不安。
“复生,你最近在西郊那边搞什么?”
隆复生一愣。“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就问你,你是不是在搞西郊纺织厂那片地的事情?”
隆复生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对,我在帮那片居民找一条出路。”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隆复生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林若溪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更低了,低到几乎是在用气声说话。
“你听我说,复生。宏远的人盯上你了。方远山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消息,说你离职后在西郊搅和那片烂摊子,他以为你是想自己把那块地搞下来,跟公司对着干。”
隆复生哑然失笑。“我?自己搞?我哪来的钱?”
“他不相信。”林若溪的声音有些急,“他觉得你背后有人,觉得你手里有底牌。他已经让人去查了,你小心点,这个人不是善茬。”
挂了电话,隆复生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动。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卷进的远不止一个老厂区的改造问题,而是一张比他想的大得多的网。
第二天一早,他就从陈德厚那里得到了证实。
“小隆,昨天下午有几个陌生人来了,在院子里东张西望的,还跟李大姐攀谈了半天,问了好多关于你的事。”陈德厚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们是什么人?你惹上麻烦了?”
隆复生心里一沉。他本来只想安安静静地把这件事做成,没想到这么快就引来了关注。方远山的嗅觉比猎犬还灵敏,他一定是嗅到了什么——也许不是钱,而是比钱更让方远山恐惧的东西:万一隆复生真把西郊那片地搞成了,那就等于打了他方远山的脸,打了宏远地产的脸,打了整个行业的脸。
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失败者”,用笨办法解决了所有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故事一旦传开,杀伤力比任何法律诉讼都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