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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欲有尊卑，贪无二致

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而好名不殊好利；天子营家国，乞人号饔飧，分位霄壤也，而焦思何异焦声。

都市霓虹深处，每个人都在追逐着什么。有人追名，有人逐利，有人求权，有人觅情。追逐的姿态各不相同，那颗患得患失的焦灼之心，却惊人地相似。

一十字路口

凌晨六点四十，隆复生站在世纪大道与潍坊路的交叉口，盯着对面的红绿灯发呆。

四月的上海，梧桐絮飘得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手里拎着一只公文包，站在一群同样行色匆匆的白领中间。他的面容不算英俊，却有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沉静——那种沉静不是天生的，而是经历过烈火烹油之后，冷却下来的灰烬特有的质感。

三年前，隆复生还是东洲资本最年轻的合伙人，管理着超过四十亿的资金规模。他的脸出现在行业杂志封面上，他的言论被财经媒体争相引用，他的投资决策能在二级市场掀起波澜。那个时候，他觉得世界是平的，而他是那个站在高处俯瞰众生的人。

现在，他是一家小型心理咨询机构的合伙人，主要业务是为企业高管提供压力疏导。说是合伙人，其实就是个体户，注册在张江的一间共享办公空间里，月营收勉强覆盖房租和他一个人的工资。

红灯倒计时还有二十三秒。

隆复生的视线落在前方一个环卫工人身上。老人穿着桔色的工作服，正弯腰捡起地上一个被踩扁的易拉罐。他的腰弯得很深，像一张拉满的弓，起身的时候膝盖微微发颤。易拉罐被丢进垃圾车，发出清脆的声响。老人直起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浑浊的眼睛看了一眼天边刚刚亮起来的光，嘴角微微抿了一下。

那抿嘴的动作极快，如果不是隆复生恰好盯着，根本不可能捕捉到。但那确实是一个微笑的雏形——疲惫的、不自知的、几乎称不上笑容的微笑。

隆复生的心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三年前，他也可以从一个清晨的光里获得类似的感动。但那已经是太久太久以前的事了，久远得像是另一个人的记忆。

绿灯亮了。

人流像开闸的水涌向对面。隆复生被人流裹挟着前进，脑子里翻涌着一个哲学性的念头：欲望究竟有没有高下之分？将军让出千乘战车，乞丐争夺一文铜钱，前者的气度令人景仰，后者的苟且令人鄙夷。可换个角度想，将军好名与乞丐好利，本质上是不是同一种东西？天子操心国事与乞丐哭求饭食，那彻夜不眠的焦虑又有什么区别？

他想起了老师杜远舟的话。

杜远舟是复旦哲学系的退休教授，在五角场的一条老弄堂里开了一个不挂招牌的读书会，每周三晚上，三五个人围坐在一起读《菜根谭》《围炉夜话》一类的老书。隆复生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被朋友拖过去的，那段时间他刚被东洲资本以一个极其体面的方式“请”出局——说好听的叫战略性调整，说难听的就是卸磨杀驴。他拿着丰厚的补偿金，却觉得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的皇帝。

杜远舟第一次见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被钱害了，你是被自己那颗比天高的心害了。”

隆复生当时不服气，但教养让他没有当场反驳。后来他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输掉的从来不是那四十亿的管理权，而是一种以为自己可以永远赢下去的幻觉。

手机响了。助理发来的消息：上午九点半，豫园集团董事长赵鹤年来访，说是有急事。

隆复生收起手机，加快了脚步。共享办公室在张江一栋写字楼的十七层，电梯间里贴满了健身房和团建活动的广告。他把水烧上，在沙发上坐下，翻看赵鹤年的资料。这位董事长他见过两次，五十出头，白手起家做服装贸易起家，后来转型做商业地产，豫园集团名下有两座商场、三栋写字楼和一个文创园区。在旁人眼里，赵鹤年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是那种可以在饭局上随口说“我跟某某领导很熟”的角色。

但据隆复生所知，这个人最近半年连续出现了三次轻度惊恐发作，睡眠质量差到需要靠药物维持，体重下降了将近二十斤。他的家庭医生建议他做心理咨询，他拖了三个月才终于松口。

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隆复生起身去开门，看到的不是一个董事长，而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赵鹤年穿着一件裁剪精良的深蓝色西装，但西装的肩膀处已经有了明显的褶皱，像是被穿着睡了一夜似的。他的脸浮肿，眼袋很重，胡子刮得倒是干净，但下巴上一块创可贴暴露了刮胡刀划伤的痕迹。

“隆老师，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赵鹤年的声音沙哑，“我昨晚一宿没睡，实在受不了了。”

隆复生把他让进屋里，倒了杯温水。赵鹤年接过去，两只手捧着杯子，指节发白。

“最近有什么事吗？”隆复生问，语气不紧不慢。

赵鹤年咽了口唾沫：“我爸走了。”

隆复生微微颔首，表示节哀。

“不是那种走了，是……”赵鹤年把杯子放在膝盖上，双手搓了搓脸，“他跟我的司机跑了。带着我公司的商业机密，跟我的司机私奔了。”

隆复生愣了一下。这转折来得有些突然。

“我爸今年七十三，我司机今年二十九，男的。”赵鹤年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种奇异的平静，仿佛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他们两个好了快两年了，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前天晚上我爸突然说要回老家看看，我也没多想，结果昨天我一查监控，发现他在书房里拷走了我电脑上所有的项目资料。然后我的司机也失联了。”

隆复生沉默了几秒，问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很无厘头的问题：“你最生气的是什么？”

赵鹤年抬头看着他，眼里有血丝，也有茫然：“什么意思？”

“你最生气的，是你父亲背叛了你，还是他带走了你的商业机密，还是你的司机的背叛，还是……”隆复生顿了顿，“这一切让你的面子挂不住了？”

赵鹤年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窗外浦东的天际线在晨光中渐渐清晰，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像两支巨大的针插在天幕上。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戏码——有人暴富，有人破产，有人背叛，有人被背叛。

“都生气。”赵鹤年终于说，“但你说得对，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的面子。我赵鹤年在上海滩摸爬滚打三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结果栽在我自己亲爹和司机手里。这事情传出去，我以后怎么见人？”

隆复生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落在赵鹤年攥紧的拳头上，那只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铂金戒指，上面刻着赵鹤年和他妻子的名字缩写。

“你父亲跟你的司机走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隆复生问。

赵鹤年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便签纸，递过去。纸上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用圆珠笔写的：

“鹤年，爸对不起你。但你记住，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把生意做大了。最不骄傲的事，也是把生意做大了。你做大了，就不是我的儿子了。爸去找自己的日子了。别找我们。”

隆复生把这张便签纸读了三遍。

他忽然想起杜远舟在读书会上念过的一段话：“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而好名不殊好利；天子营家国，乞人号饔飧，分位霄壤也，而焦思何异焦声。”

这段话出自《菜根谭》，意思是：烈士让出千乘之国，贪夫争夺一文小钱，人品高低像天上的星辰和地面的深渊那样悬殊，但好名和好利的心念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天子操心国家大事，乞丐哭求一碗饭食，身份地位像云泥之别，但那彻夜不眠的焦虑又有什么不同？

赵鹤年此刻的焦虑，与一个为了一元钱而忧愁的人，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赵总，”隆复生把便签纸还给赵鹤年，声音很轻，“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赵鹤年茫然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我是说，假如没有面子的问题，没有别人的眼光，没有社会地位这些附加条件，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赵鹤年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隆复生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扮演一个叫“成功人士”的角色。这个角色有固定的剧本：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孩子上什么学校，假期去哪里度假，朋友圈发什么样的内容。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串标签，却忘记了标签底下的自己是谁。当这串标签中出现了一个破洞，比如父亲跟司机私奔了，这个精心维护的形象就有了瑕疵，于是他们崩溃了。但崩溃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那个完美形象的幻灭。

“你父亲说得对，”隆复生说，“你把生意做大了，你就不是他的儿子了。你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叫‘赵总’的符号。他要找的是儿子，不是赵总。他找不到了，所以走了。”

赵鹤年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去撞在墙上：“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对我爸不好吗？我给他买别墅，给他请保姆，每年带他去瑞士体检，逢年过节红包都是六位数起步，这叫不是他的儿子？”

隆复生没有被他突然爆发的情绪吓到，依然平静地看着他：“那你上一次跟他说心里话是什么时候？上一次被他骂是什么时候？上一次父子俩喝多了抱头痛哭是什么时候？”

赵鹤年的脸色变了。他重新坐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隆复生知道，真正的咨询现在才刚开始。赵鹤年来找他的原因，表面上是惊恐发作和失眠，但根源是一个更古老、更普遍的问题：当一个人拥有了所有外在的东西，却发现内在的自己空空荡荡。那种空虚不是贫穷带来的，恰恰是富足带来的——富足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所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都不再稀缺，而真正稀缺的东西，比如真挚的情感、无条件的信任、内心的安宁，恰恰是用钱买不到的。

这是一种比贫困更深重的痛苦。贫困的痛苦是饥饿、寒冷、恐惧，是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最底层的挣扎，虽然残酷，但目标明确。而富裕带来的痛苦是意义感的缺失，是怀疑自己这一辈子到底在干什么的茫然，是一种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知道现在的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虚无。

隆复生也曾站在那个虚无的悬崖边。三年前，他被请出东洲资本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奇怪的如释重负。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忽然放弃了挣扎，任由身体往下沉。水面以上的世界已经远去，水面以下的世界正在展开，而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海底还是鲨鱼。

那段日子，他把自己关在虹桥的公寓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分昼夜地看老电影。看《肖申克的救赎》，看到安迪在雨中张开双臂的镜头，他哭了。看《阿甘正传》，看到珍妮站在阳台上想要跳下去的镜头，他哭了。看《闻香识女人》，看到弗兰克中校在听证会上那场演讲，他又哭了。他像一块拧干了的海绵重新被扔进水里，所有的感官都被重新激活，所有的情绪都被放大了十倍。

他给老同学林染打了个电话。林染是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去了云南支教，后来在一个小镇上开了家民宿，活得像个隐士。电话接通的时候，隆复生在哭，林染在笑。

“复生，你终于像个活人了。”林染在电话那头说，“你以前说话的时候，嘴唇都是不动的。就像一个提线木偶，每一句话都是别人替你写的。”

这句话像一把刀，剖开了隆复生这些年精心打造的壳。他被看见了，被他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了。然后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他这些年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成就感吗？是钱吗？是别人艳羡的目光吗？如果他真的只想要这些，为什么得到了之后反而更加空虚？

他开始读哲学。从柏拉图读到尼采，从孔子读到王阳明。每读一本书就像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灯多了，影子反而更重。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所有外在的追求都是无底洞。你赚了一千万，会觉得一个亿才是目标；你做到了副总裁，会觉得总裁才是终点；你买了别墅，会觉得庄园才是归宿。欲望不是一条河，而是一座没有山顶的山。你永远在攀登，永远在仰望更高的地方，永远不会觉得脚下的地方已经足够好。

直到他的老师杜远舟给他讲了《菜根谭》里的那两句话。

“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而好名不殊好利。”

杜远舟老花镜推到额头上，声音不高不低，像在念一首古诗：“你看，古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争一文钱的人和争一个江山的人，心念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我’字当头，一个‘要’字当先。乞丐哭求一碗饭，皇帝操劳一国的安危，焦虑的强度、失眠的程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在于他们焦虑的对象不同，但焦虑本身是一样的。”

这段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隆复生所有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的虚伪。他以前觉得自己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是自我实现，是价值创造，而别人追求的是低级的、庸俗的、物质的享受。但说到底，不都是在“要”吗？不都是因为“缺”而“求”吗？他缺的不是钱，是认可；他缺的不是地位，是存在感；他缺的不是成功，是成功的证明——向谁证明呢？向那些根本不关心他的人证明。

那一刻，隆复生觉得自己像一个赤身裸体站在人群中的国王。所有的华丽外衣都被吹走了，露出了一个普通的、脆弱的、会疼会哭会恐惧的肉身。

二豫园商场

下午一点，赵鹤年的咨询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比预定的时间超出了四十分钟。当隆复生送他下楼的时候，赵鹤年的脸色虽然依然疲惫，但眼神里的那种焦灼的、抓狂的光已经黯淡了许多。

“隆老师，你说得对，”赵鹤年在电梯里说，“我一直以为我最愤怒的是隐私泄露、是商业机密被带走，但其实我最愤怒的是我父亲走了这件事本身。他是我在世上最亲的人了，他走了，我就是个孤儿了。”

隆复生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叱咤风云的董事长，此刻像个小男孩。五十多岁的小男孩。

“赵总，我给你留个作业，”隆复生说，“今晚回去，不要吃药，试试你能不能睡着。如果不能，那就在床上躺着，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刷手机，不要处理工作，就躺着，感受那种睡不着的感觉。”

赵鹤年皱了皱眉：“那我岂不是更难受？”

“对，更难受。但难受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还活着。”

电梯到了一楼，阳光从玻璃幕墙外涌进来，刺得人眼睛发疼。赵鹤年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隆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讲。”

“你以前是投资圈的，怎么会来做心理咨询？这个转行也太大了吧？”

隆复生笑了。他经常被问这个问题，他的标准答案是“因为自己有病”，但这个答案太像是在逞强、在消解严肃。他想了想，说：“因为我在那个圈子里发现了自己的病，然后我想搞清楚别人的病是不是跟我一样。”

赵鹤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奔驰迈巴赫。隆复生站在写字楼门口，看着那辆价值不菲的车缓缓消失在车流中，想起自己以前也有一辆类似的车。卖掉的时候，二手车商给的报价比他买入的时候低了将近百分之四十，他连价都没还。不是大方，是他对那辆车没有任何感情。那个方向盘、那个座椅、那个引擎，都是借来的，跟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他正准备上楼吃午饭，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云南。

“喂？”

“隆复生？”对面是个女声，带着一种浓烈的、他一时分辨不出口音的腔调，“我是林染的朋友，她让我来找你的。林染说你在大上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没觉得，了不起的人物不会接这么快的电话。”

隆复生怔了一下。这开场白太林染了——直接、刻薄、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