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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薛刚便独自去了后院的老枣树下。这棵枣树是祖父薛仁贵当年亲手栽的，算起来已有四十余年光景，树身粗得合抱不过来，树皮皴裂如龙鳞，枝干虬曲盘结，有几根老枝已经枯死了，悬在半空，被风一吹就发出干涩的吱呀声。薛刚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其中一段枯枝，足有小儿臂膀粗细，表皮被日晒雨淋磨得灰白，但木质紧实，敲上去笃笃作响，音色沉实得像敲在一段铁上。他取了锯子，踩着矮凳将那截枯枝锯下来，断口处露出一圈圈极细密的年轮，颜色已经深成了赭褐。

他在院子里择了一处向阳的廊下，搬了张小杌子坐着，开始拿刻刀慢慢削那截枣木。皮要剥净，节疤要磨平，握柄的地方得削出适合手掌贴合的弧度。薛刚的功夫不在手上，他是带兵的人，刻刀拿得不如长枪顺手，削了半个时辰额头就冒了一层细汗。薛勇端着茶盏走过来，倚着廊柱看了一会儿，说：你刻这个做什么？府里有的是好木料，花梨、紫檀都有，拿枣木做拐杖，乡里老头子才用这个。

薛刚没抬头，手里的刻刀沿着木纹慢慢推过去，削下一卷薄薄的木花，落在青砖地上蜷成一团。那些木头没有根。他说，这棵枣树是爹当年从绛州老宅移过来的苗，四十多年了，根扎在咱们薛家的地里。我取它的枯枝做杖，传给长孙，往后每一代薛家子弟，见杖如见先祖。

薛勇不说话了。他放下茶盏蹲下身来，凑近了看那截正在成形的枣木杖。薛刚的手艺说不上精细，但刻得很认真，握柄处磨得圆润光滑，杖身被他用刀尖剔出了两道浅浅的槽线，顺着木纹走势一路延伸到杖尾，像两条蜿蜒的河流。

忠义。薛刚用刀尖在杖身上端比了比，先刻了一个字，笔画沉而稳，横平竖直，最后一笔落得尤其重，木头被刀尖压下去一小片凹痕。接着刻字，那个字旁的斜钩他刻了三刀才满意，边缘修了又修。两个字不算大，但嵌在枣木暗红的底色上，刀痕里添进了他自己调的一点墨色，就显得格外醒目，像天生的印记。

枣木硬，刻到后来薛刚的虎口都磨红了。他把刻好的手杖竖起来放在腿上，两手握着杖身来回摸了摸，又举起对着光照了照——日光从廊檐的缝隙间漏下来，落在二字上，刀口里那点墨色泛着幽幽的亮。

成了。他把手杖递给薛勇，你试试趁不趁手。

薛勇接过来，站起身拄着走了两步。枣木沉甸甸的，握在掌心里有一种微微的凉意，但很快就被体温焐热了。杖尖点在青砖地上，发出嗒、嗒的声响，节奏稳重踏实。他走回薛刚面前，把杖横托在两手之间端详了许久，忽然笑了一声，说：二哥，你该在杖底包个铁箍，不然用不了几年就磨秃了。我房里还有一块旧马掌铁，回头让铁匠打一个。

薛刚点头：你替我想着。

那根枣木杖后来被薛勇带去了绛州，锁在书房里一只长条木匣中。第二年春天长孙薛蛟满十二岁生辰那天，薛勇打开木匣，当着阖家老小的面把杖取出来，郑重地交到薛蛟手里。少年握着比他还高出一截的枣木杖，低头看见杖身上那两个字，抬起头来看着父亲，眼睛黑沉沉的，什么也没说，只把杖竖在身侧，躬身朝祖父的牌位行了三拜。那杖他后来一直带在身边，从绛州到长安，从长安到河西，辗转半生，杖身被掌心磨出了一层光润的包浆，但二字的刀痕依然清晰，墨色沉在木纹深处，像一截凝固了的光阴。

那是后话了。

当晚掌灯时分，薛刚邀薛勇一道去洛阳城墙上走走。出了薛府后门穿过两条街巷就是城墙根，守城的兵卒认得薛府的腰牌，开了偏门放他们上去。城墙宽阔，能并排走两辆车，墙垛间的射口被晚风吹得呜呜作响。两人并肩往西走了百余步，寻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垛口停下来，手扶着城砖朝西望去。

落日正沉向远山，天地之间一片浑茫的金红。嵩山在东南，伏牛山的余脉在西面，层层叠叠的山影被落日镀上了一道暗红的边，山脚下的洛水折着光，像一条蜿蜒的绸带铺在暮色里。更远处什么都看不清了，只有天边还残着一线金红，像画师收笔时在纸边抹的一道余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