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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去了大概半个小时。回来的时候，他发现院子门的锁是开着的。

大军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锁了门，他走之前还特意拽了一下确认锁好了。但门确实开了，虚掩着。他以为是风刮的，没多想，推门进去了。

院子里灯还亮着。他走到面包车旁边的时候，手里的炒面“啪”地掉在了地上。

那辆拆得只剩骨架的面包车，车厢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放了一副棺材。

不是真棺材，是那种用硬纸板糊的、烧给死人的纸棺材，大概有半米长，做工很粗糙，但样子画得特别逼真，黑底金字，棺材盖上还画着莲花和引魂幡。那副纸棺材就端端正正地摆在面包车的后排座位上。

大军的腿当时就软了。他不是没见过这些东西，农村谁家没办过丧事，但问题是这东西是谁放进来的，怎么放进来的，他明明锁了门，院墙三米多高，一般人根本翻不进来。

他强撑着胆子把那副纸棺材从车上拿下来，拆开了看里面是什么。棺材壳子里面塞着一团黑色的布，展开是一条黑纱，就是出殡的时候缠在手臂上的那种。黑纱里面还包着一小撮头发，剪下来的，用红线扎着，头发丝是花白的，像是老人的。

大军再也绷不住了，把那东西扔在地上，进屋锁了门，把所有灯都打开，给老家的爹打了个电话。他爹在电话里听他说完，沉默了一会儿，让他别慌，说明天一早他就过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大军的爹就到了。老头六十多岁，年轻时在生产队干过，啥都见过。他进了院子，围着那辆面包车转了好几圈，脸色越来越难看。大军问他看出来什么了没有，老头没说话，蹲下来看了看面包车的轮胎。那辆面包车四个轮子卸了三个，只有一个左前轮还装着，是备胎。老头指着那个轮胎让大军看——轮胎上面的花纹已经磨得快没了，而且纹路里面嵌满了干涸的黄泥。

老头站起来，看着大军说了一句话：“这个车，去过不该去的地方。”

老头当天就找了他认识的一个阴阳先生，七十多岁，住在隔壁镇上。阴阳先生来看了一眼那辆面包车，又看了看那副纸棺材和那撮白头发，直接就问大军：“这车你动了多长时间了？”大军说十来天。阴阳先生问：“动了之后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东西来找你？”大军说听到了脚步声，还在后视镜里看到过人影。

阴阳先生坐下来，跟大军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这辆车以前出过事。车上拉过一个死人，是个老太太，死在异地他乡的医院里，家属没钱雇殡仪馆的车，就用一辆破面包车把遗体往回拉。老太太死在夜里，拉到半路上车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遗体就在车上放了一整夜。等到天亮车修好拉回家的时候，人已经硬了，眼睛睁着，嘴张着，表情特别吓人。家里人给她穿寿衣的时候，怎么都合不上她的嘴。

阴阳先生说，这辆车后来修修补补又开了几年，但开过这辆车的人都说闹鬼，晚上停车之后能听见后座有喘气的声音，后视镜里经常映出一个老太太坐在后排。车主受不了，便宜卖了，后来几经转手就到了大军手里。

大军听完这些，脸都白了。他问阴阳先生怎么办。阴阳先生让他把修车赚的那三百块钱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另外再买一刀黄纸、三炷香、一碗白米饭、一双新布鞋，当晚十二点之前放在面包车的后排座上，点上香，烧完纸，然后把纸灰和那双布鞋一起拿到村口十字路口烧了。烧的时候要念叨：“老人家，车我们不修了，你坐别的车走吧，鞋给你买了新的，路上好走。”

大军当晚就照做了。烧纸的时候，那双布鞋烧得特别慢，别的东西都烧成灰了，鞋底子还完好无损地躺在火堆里。大军他爹在旁边看着，说了一句“鞋不烧完就是不走”，上去把鞋底子掰成两半重新扔进火里，火苗呼地一下窜起来，把鞋底子吞没了，烧出来的烟是黑色的，直直地往上冲，冲到半空中散成一个奇怪的形状，大军说看着像一个人佝偻着腰的轮廓。

从那天晚上起，院子里的脚步声没了。妞妞从外婆家回来以后，也不再闹了，晚上睡得安安稳稳。大军把那辆面包车的零件全部拆散，当废铁卖了，修车的钱也没要，跟那个车主说这车你拉走吧我不修了。车主问他为什么，他一个字都没说。

我后来问江涛，大军现在还修车吗。江涛说修，但再也不修面包车了，谁来找他修面包车他都说不会。而且他有个习惯，收二手车的活儿之前一定要问清楚车的来历，说不清楚的一概不接。

江涛跟我说，大军后来有一次喝酒喝多了，跟他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大军说，那天晚上他在后视镜里看到的那个老太太，其实他看清了，不是只看清轮廓。那老太太坐在面包车后排的正中间，双手放在膝盖上，穿着一件深色的斜襟褂子，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她没有看他，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嘴微微张着，像是在跟谁说话但发不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