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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我二十二岁那年的冬至。

在此之前，我对“撞煞”这个词的理解仅限于字面意思——撞上了什么东西，倒霉了，仅此而已。至于撞上的是什么、怎么撞的、撞完之后会怎样，我一无所知。那年冬至之后，我不光知道了，而且这辈子都忘不掉。

事情要从那年冬天说起。我大学刚毕业，在南昌找了份工作，试用期还没过，穷得叮当响，租住在老城区一栋筒子楼的顶楼。那栋楼破得不成样子，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墙皮一片一片地往下掉，露出里面黑乎乎的砖头，走廊里常年弥漫着一股霉味和煤气灶混在一起的奇怪味道。我住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朝北，冬天冷得像冰窖，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小太阳，开久了电线就发烫，散发出一股焦糊的塑料味。

那段时间我诸事不顺。工作上被主管穿小鞋，谈了两年的女朋友莫名其妙提了分手，老家乡下那头又传来消息说我奶奶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一连串的事情砸下来，我整个人像被抽掉了精气神，每天下班回来就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连灯都懒得开。我妈在电话里听出我情绪不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去找个庙拜拜吧，身上可能不干净。我嘴上答应了，心里却觉得荒唐——我在南昌待了四年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信这些东西。

冬至那天是工作日，我加班到晚上快九点才离开公司。天早就黑透了，街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缩着脖子往公交站走，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看到路边烧过纸钱的痕迹。灰烬被风吹得满地都是，混着没烧干净的黄纸碎片，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焦糊的檀香味。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冬至，按照老家的规矩，冬至这天要给去世的亲人烧纸。我没烧，不是我忘了，是我压根没这个意识——一个人在城里待久了，这些老规矩慢慢就淡了。

我绕过那堆纸灰继续往前走，走了大概几十米，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那个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叫的是我的小名——“阿远”。我的小名只有家里人和老家的邻居知道，在南昌这座城市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么叫我。我本能地回头了。

身后什么都没有。人行道上空荡荡的，路灯昏黄，几片枯叶被风卷着在地上打转。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转回头继续走。但走了没几步，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那个声音，太像我妈了。不是像，是一模一样。连尾音上扬的那个调调，带着客家话口音的那种黏连感，都分毫不差。我妈在三百公里之外的赣州乡下，不可能出现在南昌街头。我后背开始发凉，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几乎是跑着冲进了地铁站。进了站之后，那股凉意才慢慢消退，我靠在站台的柱子上喘气，安慰自己说可能是太累了产生的幻听。

回到家之后，我随便煮了碗泡面吃了，洗了个澡就上了床。那天晚上特别冷，窗户没关严，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窗帘一下一下地鼓起来又瘪下去。我迷迷糊糊睡到半夜，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惊醒了——有人站在我床边。那种“有人”的感觉极其真实，真实到我能感觉到一道目光正从上方俯视着我，沉甸甸地压在脸上。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死死地闭着，不敢睁开，整个人僵得像一块铁板。耳朵里全是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咚咚咚的，震得太阳穴都在跳。那道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大概几分钟，然后我感觉床尾的位置往下沉了一下，像是有人坐了下来。

我差点当场吓尿。一个独居的出租屋，半夜床尾自己往下沉，这意味着什么？我咬着牙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房间里很暗，窗帘透进来一点外面的路灯光，能看清房间的大致轮廓。床尾什么都没有。但被子上面，靠近小腿的位置，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按在那里。那个凹陷在慢慢地移动，沿着我的小腿往上，一寸一寸地，像是有人在隔着一层棉被摸我的腿。我再也绷不住了，大喊一声从床上弹了起来，一把拍亮了床头灯。房间亮起来的一瞬间，那个凹陷消失了。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那一夜我没再关灯，靠着床头坐到了天亮。

接下来的三天，我经历了人生中最离奇、最恐怖的一段日子。第一天开始，我发现自己不能照镜子了。不是我不想照，是不敢照。那天早上我在卫生间刷牙，低头吐泡沫的时候余光扫到镜子里的自己，总觉得哪里不对。我抬起头正对着镜子看——镜子里的人是我，五官、发型、睡衣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对劲。那种不对劲说不上来，像是镜像里的那个“我”比我本人慢了零点几秒。我眨眼，镜子里的人过了极其短暂的一瞬才眨眼。我转头，镜像的转头动作也有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延迟。这种延迟太细微了，以至于我一开始以为自己眼花，但反复试了几次之后，我确定不是眼花。镜子里的那个人，不太像我。

第二天，情况变本加厉。晚上我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忽然灭了。不是没电，电量还有百分之四十。屏幕灭了之后，黑色的玻璃上映出了一张脸——不是我的脸。我的脸离屏幕大概二十厘米，按理说屏幕上映出来的应该是我自己的脸才对。但那张脸不是我。那张脸很模糊，像是隔着一层脏水在看，看不清五官，只能看到一个轮廓，头发长长的，披散着，脸型比我窄，下巴比我尖。我吓得把手机甩了出去，手机砸在墙上，屏幕亮了，显示一切正常。我捡起来对着自己的脸解锁，人脸识别通过了，手机认我。

第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站在一个很暗很暗的地方，脚下是湿漉漉的泥土，空气里全是河底淤泥的那种腥气。远处有一棵大榕树，树上挂满了红布条，每一条都在风里飘。我往榕树那边走，走到树下的时候，看到树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女人，穿着红裙子，低着头，长发遮住了整张脸。我想跑，但脚像是钉在了地上一样动不了。那个女人慢慢地抬起头来，头发往两边滑开，露出了一张脸——那张脸和我手机屏幕上映出来的那张模糊的脸，是同一张。她看着我，嘴角慢慢地往上翘，笑了。那个笑容让我从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床单湿得像刚从洗衣机里捞出来。我坐起来大口喘气的时候，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床边的穿衣镜——镜子里的我也正看着我，但嘴角的弧度还没完全收回去。它比我慢了不止零点几秒，它慢了好几秒。

我崩溃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我妈打了电话，把这两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头一紧的话：“冬至那天，你回头了吗？”我说我回头了，我听到有人叫我就回头了。我妈叹了口气，说：“你今天请假，马上回老家来。”

我当天下午就坐上了回赣州的班车。到了家，我妈没让我进门，直接拉着我去了镇上。镇子东边有一条老街，老街上住着一个姓赖的神婆。赖婆婆七十多岁，干瘦干瘦的，脸上的皱纹多得像是被刀刻过的树皮，一双眼睛却异常清亮。她见到我的第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几遍，然后让我坐在她家堂屋的椅子上，点了一盏油灯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她端着油灯凑近我的脸，从左照到右，又从右照到左，火苗在我的瞳孔里跳来跳去，她看了大概有两分钟，然后放下油灯，坐回椅子上，说了一句让我浑身冰凉的话：“你身后站了个人。女的，穿红衣服，头发到腰这里。跟了你快四天了。”

我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

赖婆婆说，冬至那天是阴阳交替的日子，阴气最盛，阳气最弱。那天在路上听到有人叫名字，千万不能回头。因为你一回头，肩上的两盏灯就灭了一盏。活人肩上各有一盏灯，那是阳气的根基，灯亮着，脏东西不敢近身。灯灭了，就等于敞开了一扇门，它们就能贴上来。叫你的那个声音，不一定是人，有可能是路边的孤魂野鬼在“找替身”，也可能是你某个去世的亲人想拉你过去。你应了，就等于答应了。你回头了，就等于给它指了路。

“那我怎么办？”我问她，声音都在发抖。

赖婆婆没直接回答，而是让我妈去准备几样东西：一碗生米，一双我没穿过的新鞋，一件我穿过的旧衣服，三根红蜡烛，一把剪刀。她还问了我的生辰八字，掐着手指算了算，说：“明天是廿四，酉时太阳落山之前，我带你去把煞解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赖婆婆带着我和我妈去了镇子后面的一条小河边。那条河叫石溪，水很浅，河滩上全是鹅卵石。赖婆婆让我站在河滩上，面朝西，对着快要落山的太阳。她把那件我穿过的旧衣服铺在地上，用剪刀把衣服的领子剪开了一个小口，然后把那碗生米沿着衣服的轮廓撒了一圈，把我围在米圈里面。三根红蜡烛点在我身后，成一个三角形。她递给我那双新鞋，让我把脚上穿的旧鞋脱下来，换上新鞋。旧鞋不能扔，要留在河滩上。然后她绕着我走了三圈，手里摇着一个铜铃，嘴里念着一种我听不懂的经文。念完之后，她在我背后猛地拍了一掌，力气大得我一个趔趄差点扑倒。然后她大喝一声：“走！”

我穿着新鞋，头也不回地往河岸上走。赖婆婆交代过，走的时候不能回头，不能停，不能说话，一直走回家，进了家门才能开口。我咬着牙往前走，踩过鹅卵石滩，爬上河岸，穿过一片菜地，走上村里的水泥路。路不长，大概七八分钟就能走到家，但每一步都走得我浑身发毛。因为我身后始终有一个声音，不是脚步声，不是风声，而是一种很轻很轻的笑声，若有若无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又像是贴着我后脑勺在笑。我不敢回头，死死地盯着前方的路，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了一排血印子。

走进家门的那一瞬间，那个笑声消失了。干脆利落，像是被人掐断了线。我站在堂屋里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被汗浸得透湿，两条腿软得站不住，扶着我妈的胳膊才没摔倒。

赖婆婆后来告诉我妈，我撞上的那个东西，不是一般的孤魂。她说石溪上游有个村子，三年前有个姑娘跳了河，死的时候穿的就是红裙子。冬至那天，她在路边找替身，正好我路过。她叫了我的名字——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没人说得清。赖婆婆说，这些阴魂在阴阳路上徘徊久了，自然会知道一些活人的底细，尤其是八字轻的人。我的八字刚好就是偏阴的。她说能解的煞叫煞，解不了的煞叫命。好在我回来得及时，如果再拖几天，那个东西就会从“跟着我”变成“上我身”，到时候就真的不好办了。我妈后来还单独去河边烧了一回纸，烧了一整套纸做的红裙子，说是给那个姑娘烧的，让她别再找替身了。

我后来再也没有走过夜路。如果要走，口袋里一定会揣一块红布。听到身后有人叫我，我也不回头，走到了光亮的地方才转身。有些规矩，你可以不信，但你不能去试。因为你试的不是规矩，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