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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鬼轿”这个词，是从我二舅嘴里。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三，中元节前两天，全家人聚在姥姥家吃晚饭。饭桌上不知怎么就说起了村里的怪事，二舅喝了两杯米酒，脸红得像关公，忽然压低了嗓子说：“你们谁晚上走过村后面那条老路？就通往后山采石场那条。”大家都摇头。二舅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杯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那条路走不得，尤其是夜里。那路上有顶轿子。”

我当时正在夹一块红烧肉，筷子悬在半空中。二舅说，那顶轿子他亲眼见过，大红轿子，四个角挂着铜铃铛，轿帘是缎子的，绣着金线的凤凰。抬轿子的是四个穿黑衣裳的男人，看不清脸，走起路来脚不沾地，轿子从路面上飘过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铃铛在响——叮当、叮当、叮当，不急不缓，像送葬的锣鼓点。二舅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瞪得溜圆，酒气从鼻孔里喷出来，看着像是在说醉话。但桌上的几个长辈都没有笑，我姥姥甚至放下了筷子，脸色很不好看。

“你别在细伢子面前讲这些。”姥姥说。二舅讪讪地闭了嘴，端起酒杯又灌了一口。

这件事在我心里种了根。那年我十五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好奇心像猫爪子一样在心里挠。饭后我缠着二舅问了半天，他死活不肯再多说，只丢给我一句话：“别走那条路就行。”

那条路我知道。通往后山采石场的路，从村子后头拐出去，穿过一片废弃的果园，再爬一个坡就到了。采石场十几年前就关了，现在只剩一堆乱石头和几间塌了顶的破工棚，平时根本没人去。我在村里待到中元节那天，表弟陈宇来找我玩。陈宇比我小一岁，胆子比我大两圈，是那种敢徒手抓蛇、摸黑钻山洞的主。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今天晚上村里的大人都去河边放河灯了，没人管我们，要不要去后山“探险”。我问他探什么险。他挤了挤眼睛，凑到我耳边说了两个字：“鬼轿。”

原来他也听到了那个传说。他们村里的小孩早就传开了，说采石场那条路上半夜十二点会有轿子经过，谁要是看见了，就得跟着走。至于走到哪里去，没人知道，因为跟上去的人都没有回来过。

“你信？”我问。陈宇拍了拍胸脯说当然不信，所以才要去看看。我说好，那就不见不散。

晚上十点半，我从姥姥家溜了出来。村里静得出奇，中元节的夜晚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窗，路边隔几步就有一堆烧过的纸钱灰，风一吹灰烬就扬起来，飘到脸上凉丝丝的。月光很亮，把路面照得发白，但两边的树影黑得像墨汁泼在地上，风吹过树梢的时候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像是有很多东西在头顶窃窃私语。我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等到了陈宇，他带了一个手电筒和两瓶矿泉水，脸上写满了兴奋。两个人沿着村后的土路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穿过了那片废弃果园。果园里的果树早就枯死了，树皮开裂，枝丫扭曲地指向天空，在月光下像一具具奇形怪状的骸骨。

到了采石场山下，陈宇找了块大石头蹲在后面，把手电筒关了，说我们就在这儿等。等什么？等十二点。如果十二点轿子没来，就说明那些都是编的，我们打道回府。如果来了——他说到这里嘿嘿笑了一声——我们就看一眼，然后跑。

时间一点一点地爬。山里的夜凉得很快，汗水被风一吹贴在皮肤上冷得刺骨。周围安静得不正常——没有虫叫，没有蛙鸣，连树叶都不响了，整个世界像是被塞进了一个密封的罐子里。我几次想开口说话都被这种安静堵了回去，总觉得一出声就会惊动什么东西。十一点五十左右，月亮被一片云遮住了，山路沉入了彻底的黑暗。陈宇正要开手电筒，我按住了他的手。因为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铃铛声，叮当、叮当、叮当，节奏和二舅描述的一模一样，不快不慢，像是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走动。铃铛声在寂静的山谷里传得格外清晰，每一声都像是一颗冷水滴进耳朵里，激得人头皮发麻。

声音从采石场的方向过来的，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我趴在石头后面，露出半个头往路上看——月光刚好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一束，照在那条荒芜的山路上。先看到的是四个黑色的轮廓。是人形，但走路的姿态很僵硬，膝盖不弯，手臂不摆，直直地往前移动。他们扛着一根轿杠，轿杠中间挂着一顶轿子，大红轿子，跟二舅说的一模一样——轿帘是暗红色的缎子，绣着金线的凤凰，凤凰的眼睛不知道用什么线绣的，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绿光。轿顶四个角挂着小铜铃，随着轿身的微微晃动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整个轿子从路面上无声地滑过去，没有脚步声，没有轿杠吱呀的摩擦声，只有铃铛的声音在山谷里来回荡漾。

陈宇的脸在月光下白得跟纸一样，嘴唇紧紧地抿着，刚才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我比他好不到哪去，心脏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手心里全是汗，抓着石头边缘的手指都在抖。

轿子走到山路转弯的地方，停了。四个黑衣人同时停了下来，动作整齐得像是一个人。轿子悬在半空中，微微晃动，铃铛又响了几声，然后也停了。安静了大概几秒钟，然后轿帘动了一下。一只手从轿帘缝隙里伸了出来。那只手在月光下白得透明，细长细长的，五根手指像是五根打磨过的玉簪，指甲涂着暗红色的蔻丹，在惨白的皮肤上格外刺目。那只手撩开了轿帘的一角，露出一张脸。女人的脸，半明半暗地藏在轿帘后面。她的皮肤和手一样白得近乎透明，嘴唇鲜红欲滴，头发是盘起来的，插着一根银簪子。她朝着我们藏身的方向，慢慢地笑了一下——那笑容说不出的好看，也说不出的瘆人，嘴角翘起的弧度像是被一根线牵着，精准得不真实。她的另一只手从轿帘里伸出来，朝我们招了招。

那个招手不是普通的招手，是那种“你过来，来我这里”的招手，手指柔软地弯曲着，像水草在水底摇曳。我的脑子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糊住了，恐惧感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暖洋洋的困意，像是冬天早上赖在被窝里不想起来的那种感觉。那个女人在叫我——她没有出声，但我能听到她的声音，声音不在耳朵里，在脑子里，像是一根丝线从她的方向牵过来，系住了我的某个念头，轻轻地、温柔地拽着。你过来呀。来看看我。我好冷，陪我说说话。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站了起来。陈宇在后面拉我的衣服，嘴里喊着什么，声音嗡嗡的像是隔着一堵墙。我听不清，也不想听。我的眼睛里只有那顶红轿子，只有那只雪白的手和那张藏在帘子后面的脸。我开始往轿子那边走，脚步轻飘飘的，踩在碎石上硌得脚底生疼，但我不在乎，我只想走过去，走到她面前，把轿帘掀开，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在我的手指快要碰到轿帘的时候，陈宇从后面猛地扑上来，整个人挂在我身上，把我扑倒在地。两个人滚在碎石路上，他的膝盖磕在我肋骨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那一瞬间，脑子里的那根丝线断了，那股困意像被风吹散了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我回过神来，再看那顶轿子，轿帘已经放下来了，那只手缩了回去。四个黑衣人缓缓转过身，连人带轿子朝着来时的方向飘了回去。铃铛声重新响起，叮当、叮当、叮当，渐行渐远，最后隐没在采石场深处的黑暗中。

陈宇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两个人没命地往山下跑。手电筒不知道什么时候摔掉了，我们就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地狂奔，膝盖和手肘在石头上磕得血肉模糊也顾不上疼。跑回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两个人瘫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浑身是土，大口大口地喘气。陈宇的嘴唇发紫，脸上被树枝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渗着血珠。他喘着气说了一句让我头皮发麻的话：“你刚才跟中了邪一样，我叫你叫得嗓子都破了，你理都不理我。你的眼珠子——你的眼珠子是全黑的，跟玻璃弹珠一样，看不到白眼球。”

当天晚上我们约好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说。但第二天一早，陈宇他妈就找上门来了。陈宇回去之后发了一夜的高烧，烧到快四十度，满嘴胡话，说什么轿子、女人、招手。他妈慌了神，带他去镇上的卫生院打了退烧针，烧是退下来了，但陈宇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一样呆呆傻傻的，眼神涣散，问他什么都不说。又去找了神婆，神婆说这孩子是撞上了“娶亲的”——也就是阴间的新娘子在找替身。

神婆的说法让我后背发凉。她说，枉死的年轻女子，死后怨气最重。她们在阴间孤零零的没人陪，就想找一个活人下去成亲。那顶轿子就是她们派上来接人的——轿子是阴间的花轿，四个轿夫是纸扎人，活人烧给死人的那种，他们不是活人，所以脚不沾地、走路不弯膝盖。她坐在轿子里，专挑未成年的男孩，因为男孩子阳气足，带下去给她当“丈夫”最好。她冲你笑，你如果笑了回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她冲你招手，你如果走过去了，轿帘一掀开，你就会被拉进轿子里。那轿子是纸糊的，可是进了轿子门就是阴间了，想回来就难了。

神婆给陈宇做了一场法事，烧了一道符化在水里让他喝下去，又在后山路口烧了一顶纸糊的红轿子，算是还了一个轿子给她，让她别再找陈宇。陈宇在那之后足足养了半个多月才慢慢恢复过来，但性子变了很多，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小子再也没有回来过，变得沉默寡言，天一黑就锁门关窗，死活不肯出门。

我后来也生了一场病，没有陈宇那么严重，只是连着发了好几天的低烧，浑身没力气，胃口全无。我妈打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可能是感冒。我没有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任何人，只跟二舅侧面打听了一下后山采石场的事。二舅说，采石场关掉之前出过一次事故，一个工人的老婆来给他送饭，走在路上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中了头，当场人就没了。她死的时候穿的就是红衣服——不是嫁衣，是过年穿的红棉袄，因为出事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三。据说她死之后，工人没多久也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神婆说，死去的人如果在阳间有未了的心愿，就会一直在原地徘徊。那个穿红棉袄的女人，可能一直在等她的丈夫回来，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那件红棉袄在记忆里变成了红嫁衣，等一辆轿子来接她过门。等不到活人，就找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