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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做梦。连着好几个晚上，我梦见同一个场景——我站在那个场院的土墙外面，月光很亮，幕布在槐树底下闪光。风吹过来，吹开她脸上的头发，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在对我说什么。但每次我要听清的时候，梦就醒了。

我跟我妈说了，她骂我胡思乱想，但还是偷偷去找了村里的神婆。神婆姓王，七十多岁了，住在村南头。王神婆听我妈说完，点了三根香，对着香头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话。

“那个东西不是想害他，是想让他帮个忙。”

我妈问帮什么忙。

王神婆说，那个女人死后，婆家没给她烧过一张纸。她是孤魂野鬼，连个收纸钱的人都没有。电影是唯一能让她想起活着时候的东西，所以她每年那天都会回来放电影。她不是吓唬孩子，她是想让人知道，她还在这儿。

王神婆让我妈去那个女人坟上烧纸。但问题是，没人知道她的坟在哪里。她是外村嫁过来的，死后婆家嫌丢人，草草埋了，连个坟头都没留。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平了。

我妈又问王神婆那怎么办。王神婆叹了口气，说那就把纸烧在那棵槐树底下，心诚就行。

第二天晚上，我爸妈带着我去了场院。我爸提了一篮子纸钱和元宝，还有三根香和一盘水果。我们走到那棵槐树底下，把东西摆好。我爸蹲在地上点纸钱，火光照得他的脸忽明忽暗。我妈让我跪下磕头，我照做了，跪在野草堆里，对着那棵黑沉沉的大槐树磕了三个头。

纸钱烧了大概有半个钟头，火苗从橙红色慢慢变成了暗红，最后化成一堆白灰。我爸说可以了，拉着我往回走。我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月光底下，那堆纸灰被一阵小风卷起来，打着旋往上升，灰白色的纸灰绕着槐树的树干转了一圈，然后散了。就在纸灰散开的一瞬间，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人影，站在槐树粗壮的树干后面，穿着白裙子，头发披散着，只露出半边脸。

她没有看我，而是仰着头看着槐树的枝叶，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我揉了揉眼睛，再看，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月光照着那棵老槐树，树叶哗哗地响。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做过那个梦。也再没人在老槐树下看到过放电影。

后来我长大了，去了城里念书、工作，好多年没回村里。前年过年回去，我特意去了一趟那个场院。场院已经没了，铺上了水泥，改成了村里的健身广场，装了几个蓝黄相间的健身器材。那棵老槐树也被伐了，只剩下一个脸盆口粗的树桩子，年轮一圈一圈的，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我问村里的老人，当年那棵槐树底下埋过什么东西没有。有个老人想了半天，说挖树根的时候，树根底下盘着一根绳子。绳子已经朽得不成样子了，一碰就碎成了渣。绳子的另一头缠着一个白色的布片，像是裙子的下摆，上面绣着褪了色的花。

“那些东西呢？”我问。

“烧了。”老人说，“村干部说迷信，不让留，当天就烧了。”

我站在那个树桩旁边站了很久。夕阳照在健身器材上，几个小孩在玩跷跷板，笑声尖尖的。没有人知道这底下曾经发生过什么，也没有人记得那棵树上曾经吊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在每年她死的那天晚上，孤独地放一场只有她自己看的电影。

但我记得。

我记得幕布上闪烁的光，记得风把她头发吹起来的样子，记得她在电影散场后落寞地站在槐树下的身影。她在等一个人，给她烧几张纸，告诉她这世上还有人记得她。

她等了几十年，等来了一群八岁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如果我没有跑，如果我鼓起勇气走近那棵槐树，她会跟我说什么。也许她会让我帮她找我爸妈，也许她会告诉我她当年的故事，也许她什么都不会说，只是需要一个人陪她看完那场电影。

电影永远放不完，观众永远只有她一个。幕布一挂就是几十年，她在幕布背后吊着，脚尖离地两米，看尽了人间悲欢，却没有人看见她。

现在那个场院变成了健身广场，每天傍晚都有老太太去跳广场舞，音响震天响。放的曲儿不再是《地道战》了，改成了《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热闹是真的热闹，但我总觉得，那些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底下，隐约还能听到另一个声音。

很远很远，像是从地底下传来的。

一个女人在轻声哼着歌，哼的是一部老电影的片尾曲。那部电影早就没人记得了，那首歌也早就没人会唱了。但她还在唱，唱给那棵已经不在了的槐树听，唱给那片已经被水泥封住的土地听。

唱给那个每年六月十八，替她看过电影的八岁小男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