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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头皮发麻的是他的脖子。他的脖子上有一道深红色的勒痕，从喉结的位置一直延伸到耳后，皮肉外翻，能看到里面暗红色的肌肉组织。那道勒痕不是新伤，边缘已经发黑结痂，像是被什么东西长期勒着造成的。
我和他对视了大概两秒钟，他开口了。声音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干涩、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小伙子，帮我……摘下来……”
他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这才注意到那道勒痕的中间，嵌着一样东西——一根细长的透明管子，从喉结下方插进去，一直延伸到胸腔。那是一根气管插管，我母亲手术的时候也用过，术后就拔掉了。但这根管子明显已经在身体里待了太久太久，周围的皮肤都已经长拢了，把它牢牢地封在了肉里。
老人用两根手指捏住管子的末端，往外拽了一下。管子纹丝不动，但拽动的时候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声音，像是橡胶和干涩的皮肉摩擦发出的声响。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只是直直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让人心碎的空洞。
“摘不下来了，”他说，“太久了，长住了。”
我的后背瞬间炸出一层冷汗，整个人像是被钉在了原地，动不了，也说不出话。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地响：跑。
但我跑不了。我的腿不听使唤，膝盖像是灌了铅，脚底像是生了根。我就那么站在配餐室门口，看着这个老人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他没有抬脚，是飘过来的，病号服的下摆空空荡荡地垂着，
他走到离我不到一臂的距离停了下来，歪着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从我身边擦过，飘进了走廊。我僵硬地转过身，看着他沿着走廊往前走，经过护士站的时候，桌上的笔记本被一阵风吹得哗啦啦翻页，钢笔滚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走到走廊另一头，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我眯着眼看了看那扇门上的标牌——“抢救室”。
抢救室的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老人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现在想起来后背还会发凉——不是恶意的，不是怨恨的，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孤独，就像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一直在等有人看他一眼。
然后他走进了抢救室，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走廊的灯啪地一下全亮了，惨白的光刺得我眯起了眼睛。
护士站的护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正低着头继续写着什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站在走廊中间，浑身冰凉，手心里全是汗。我回头看了一眼配餐室，门关得好好的，磨砂玻璃上“配餐室”三个字安安静静。我走回病房，关上门，坐在折叠椅上，一整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趁着母亲吃早饭的功夫，去护士站找到了白班的护士长，把昨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护士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在肝胆外科干了十几年，听我说完，她的脸色变了。
“你看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个子不高，花白头发，脖子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喉结，“有一道疤？”
我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看了看四周，压低了声音跟我说：“那件事发生在七年前。当时我们科收了一个喉癌晚期的病人，姓周，七十多岁，做完气管切开手术之后一直住在抢救室旁边的病房。他儿子在外地，很少来，就雇了个护工。后来病情恶化，人不行了，按流程应该通知家属来见最后一面，但他儿子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最后人是带着管子走的，临死之前一直在喊他儿子的名字，说想见最后一面。”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儿子隔了三天才来，来了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办后事，是问老爷子有没有留下存折和房产证。我们护士当时都气坏了，但也拿他没办法。”护士长叹了口气，“自那以后，值夜班的护士经常反映说半夜能听到抢救室那边有动静，有时候是脚步声，有时候是开门关门的声音，还有人像你一样，说在配餐室看到一个老人的影子。最邪门的是，每年他去世的那个日子，抢救室的呼叫铃会在凌晨三点准时响一次，每次去查看都没有人按铃，病人也都好好的。”
“那这些事你们上报了吗？”
“上报了，院领导也来查看过，检查了电路，检查了设备，什么问题都查不出来。后来大家也就习惯了，心照不宣。我们私底下都说，老周是在等，等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我听完之后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走回病房的路上，我经过配餐室的时候，脚步不由得顿了一下。配餐室的门开着，里面一个护士正在给病人加热营养液，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一切看起来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母亲出院之后，我在家缓了好几天才缓过来。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位周老先生的资料，在本地论坛的一个帖子里找到了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发帖的是他当年的一个病友家属，说老爷子生前是退休教师，教书育人一辈子，最后那段时间天天念叨的不是病，是他儿子小时候的事。说他儿子小时候爱吃他做的糖醋排骨，问他儿子什么时候带孙子来看看他。
帖子最后写了一句：老人走的那天晚上，病房的窗户不知道被谁打开了，窗帘被风吹得呼呼响，有个病友说听到有人在哭，哭了一整夜，不知道是人还是风。
我把帖子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然后关了电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外面是车水马龙的街道，万家灯火，热闹得很。但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那栋老楼四楼走廊尽头的配餐室，和那个站在抢救室门口回头看我的老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里，在每个深夜的走廊里来回地走，经过一扇扇紧闭的病房门，经过空荡荡的护士站，经过那扇写着“配餐室”的木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