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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我母亲因为胆结石手术住院，我在医院陪护了整整一个星期。那家医院是我们市里最老的三甲医院，住院部有两栋楼，一栋是新建的，二十多层，窗明几净，另一栋是七十年代建的老楼，只有六层，外墙刷着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米黄色涂料，窗户是那种老式的绿色木框窗。母亲被安排在老楼的四楼，肝胆外科病房。

老楼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大。走廊宽得能并排开两辆车，层高也比普通住宅高出一大截，走在里面说话都有回音。我妈说这是因为以前这栋楼是苏联专家帮着设计的，按照那时候的标准建的，后来新楼盖起来了，老楼就专门收治一些常规手术的病人。

头两天一切正常。母亲是微创手术，恢复得不错，我白天上班，晚上过来陪床，睡在病房的折叠椅上。病房是三人间，但只住了母亲一个病人，另外两张床空着，倒也清静。

第三天晚上，事情开始变得不太对劲。

那天是周四，我加班到九点多才到医院。老楼的电梯晚上八点就停了，只能走楼梯。楼梯间在走廊的尽头，灯光昏暗，墙上的绿色墙裙斑驳脱落，露出的消毒水味，比病房里还要浓，刺得鼻子发酸。我没在意，医院嘛，消毒水味再正常不过了。

上了四楼，走廊里安安静静，护士站只有一个值班护士在低头写东西。我路过的时候和她打了个招呼，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这个护士我之前没见过，是个年轻姑娘，脸很白，眼睛很大，就是没什么表情，看人的时候让人觉得有点发冷。

我走进病房，母亲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地支好折叠椅，铺上从家里带来的被子，躺下玩手机。病房的门我没关严，留了一条缝，走廊里的灯光从门缝漏进来，在地面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

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了，听到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不是护士那种软底鞋的沙沙声，而是硬底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咔咔声，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脚步声从走廊那头传过来，经过我们病房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到走廊尽头又折回来，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

我当时想，可能是哪个病人的家属在走廊里散步，睡不着嘛，正常。但那个脚步声来回了大概有十几趟，一刻不停，我开始觉得有点烦躁了，心想这人什么毛病，大半夜的在走廊里走正步呢？

我起身走到门边，拉开门往走廊里看。走廊里空空荡荡，灯光惨白，一个人都没有。脚步声在我开门的瞬间停了。

护士站的护士还在低头写着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以为自己听岔了，关上门回去接着睡。刚躺下没两分钟，脚步声又响起来了，而且这次走得更快，咔咔咔咔，像是小跑。我再次开门，走廊里依然空无一人，但这次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护士站的那个护士不见了，桌上摊着她的笔记本和一支笔，椅子空着。

她去哪儿了？我没看到她从走廊里经过，而且走廊只有一条，两头都是封闭的，中间没有岔路，她要离开护士站，要么往东走要么往西走，无论如何都会经过我的视线范围。

但她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我站在门口愣了几秒钟，然后走廊的声控灯突然灭了。不是一盏一盏灭，而是整条走廊的灯同时熄灭，像是有人拉下了总闸。黑暗一下子涌过来，又浓又厚，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门响。

吱呀——

是走廊尽头那扇门打开的声音。那扇门我白天经过的时候注意过，是一扇老式的木门，上半截是磨砂玻璃，上面贴着“配餐室”三个红字。配餐室是护士加热药液和给病人热饭的地方，晚上根本没人用。

但现在那扇门开了，而且从门里透出了一束光。不是电灯的光，是那种昏黄的、忽明忽暗的光，像是蜡烛或者油灯发出的。

我站在病房门口，盯着走廊尽头那扇半开的门，心跳得厉害。理智告诉我应该关上门回去睡觉，但我的脚不听使唤地往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去看，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拽着我，不是拽我的身体，而是拽着我的意识，让我不由自主地往那个方向走。

走廊很宽，也很长，我走了大概十几步，离配餐室的门还有三四米的时候，看清了门里的景象。

配餐室里站着一个人。从身形看是一个老人，佝偻着背，穿着那种老式的蓝白条纹病号服，头发花白。他背对着我，站在水池前面，不知道在干什么。那束昏黄的光是从他身边发出的，但看不到光源，光就像是凭空悬浮在他周围的。

“大爷？”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老人没有回头，但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我听到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滴答，滴答，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大爷，这么晚了您在这儿干什么呢？您是哪个病房的？”我又往前走了两步，手已经碰到了配餐室的门框。

老人慢慢转过身来。

我看到了他的脸。那是一张灰白色的脸，皮肤紧贴着骨头，像是被抽干了水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但瞳孔发白，浑浊得像两颗煮过的鱼眼。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里面黑红色的牙龈，像是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