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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我和三个朋友自驾去川西玩。本来计划走318国道到理塘，结果导航出了问题，把我们引到了一条荒僻的县道上。
路越走越窄，两边是密不透风的冷杉林。天色暗得很快，下午四点多钟，林子里已经黑得跟傍晚似的。我们谁也没说话，车厢里只有导航机械的女声在不断重复“前方三百米请掉头”。
关键是，这条路窄得根本掉不了头。
大概又往前开了二十分钟，林子突然开阔了，路边出现了一个村子。说是村子，其实也就十来户人家，房子都是老式的木结构，黑瓦，吊脚楼底下的木桩子长满了青苔。最古怪的是，每家每户的门楣上都挂着红绸子，有的还贴着大红的囍字，但整个村子安静得像一座坟，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开车的阿杰把车速放慢，嘀咕了一句：“这什么鬼地方，结婚也不至于一个人都没有吧？”
坐在副驾的小雨突然伸手按住了阿杰的胳膊。“别停，”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你们看右边那个院子。”
我们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那是个挺大的院子，院门敞着，里面摆满了圆桌，桌上铺着大红桌布，碗筷杯碟一应俱全，有些桌上还摆着菜，像是正要开席。可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连条狗都看不见。更奇怪的是，那些菜在昏暗的光线下看过去，颜色全都不太对——红烧肉是黑红色的，青菜是墨绿色的，像隔了好几夜的剩菜，却没有一点腐败的痕迹。
阿杰猛踩了一脚油门，车子蹿了出去。
我们沉默着穿过村子。路两边时不时出现一两栋挂着红绸的房子，有的门口还摆着花圈——不是丧事用的那种素白花圈，而是红纸扎的花圈，在风里簌簌地响。我从后视镜里往回看，那些红纸花在暮色里一颤一颤的，像有人在朝我们招手。
出了村子不到一公里，天就彻底黑了。
然后我们的车熄火了。
不是没油的那种熄火，是所有的电子设备同时失灵——车灯灭了，仪表盘黑了，连手机屏幕都闪了两下就彻底暗了下去。我们四个人的手机，像是被什么东西同时吸干了电。
“操。”阿杰拍了一下方向盘，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格外响。
就在这时候，我们听见了声音。
是唢呐。
那种尖锐的、带着哭腔的调子，从村子的方向传过来，越来越近。和唢呐声一起靠近的，还有昏黄的灯光——那是一队人提着灯笼在走，红色的灯笼，在密林之间的路上排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线，像一条蠕动着的红色长虫。
我们四个人僵在车里，谁都没动。
那支队伍越来越近了。我勉强能看清走在前面的几个人影，他们穿着那种老式的长袍马褂，脸色白得不像活人，腮帮子上涂着两团圆圆的胭脂，嘴角僵硬地往上翘着，像是被人用线缝出来的笑容。他们中间抬着一顶轿子，大红的轿子，轿帘上绣着金线的鸳鸯，在灯笼光里一闪一闪的。
花轿经过我们车子旁边的时候，轿帘被风吹开了一条缝。
我看见了里面坐着的东西。
那应该是个女人，穿着一身大红嫁衣，头上盖着红盖头。可是盖头人的脸。白纸糊的，画着细长的眉眼，嘴唇涂得血红，嘴角上扬，是一个标准的、诡异的微笑。
它的眼睛，是画上去的两道弯弯的黑线，可我却觉得它在看我。
队伍走远了，唢呐声渐渐消失在林子里。我们的车突然发动了起来，车灯大亮，手机也同时开机了。阿杰一脚油门踩到底，我们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后来我们找到了主路，连夜开到了康定。在酒店里，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开口说刚才的事。
是小雨打破了沉默。她在手机上搜了半天，突然把屏幕转向我们，脸色白得吓人。
“川西民间有个习俗，”她的声音在发抖，“如果未婚的年轻男人意外死在了外地，家里人怕他在用纸人代替，吹吹打打地送过去。”
“然后呢？”我问。
“然后，”小雨把手机翻到下一页，“这个亡魂就算结了婚，有了家室。但是它还缺一样东西——它还缺一个能把它‘带出去’的人。一个活人，阳气重的，年轻的男人。”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
“所以那些红绸子、红囍字、摆满酒席却没人吃的院子……”阿杰的声音干涩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是在等路过的活人？”
没人回答他。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手腕。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浅浅的红印子，像是被什么细线勒过，围着手腕绕了一圈，严丝合缝。
我想起了那顶花轿，想起轿帘被风吹开的那条缝，想起纸人脸上画出来的微笑。
它在看我。
它在对我笑。
那天晚上我洗了十几次手，用肥皂搓，用酒精擦，那道红印子就是洗不掉。它不痛不痒，安安稳稳地圈在我手腕上，像一根红线。
第二天早上起来，红印子淡了一些，但还是能看出来。阿杰说我可能是被安全带勒的，小陈说可能是过敏，小雨什么都没说，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迅速把目光移开了。
我知道他们都在安慰我。因为那道红印子的形状，实在太像是系上去的了——像是有人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在我手腕上拴了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另一头不知道连着什么地方。
回成都之后，我去看过皮肤科，医生说可能是接触性皮炎，开了药膏让我涂。涂了一个星期，红印子不但没消，反而更清楚了。我甚至能看出来，那上面有一个细细的结，就像月老牵红线时打的那个结。
我开始做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