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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的场景永远是那个村子，那些挂着红绸的木楼，那些摆在院子里的冷掉的酒席。我坐在一张圆桌前，面前摆着碗筷，碗里盛着黑红色的红烧肉。我想站起来，身体却动不了，像是被什么力量按在了椅子上。

然后唢呐声响起来。

花轿从院门外被抬进来，停在院子中央。轿帘掀开，那个穿嫁衣的纸人自己走了下来。它的动作很僵硬，关节像是用线提着的木偶，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它抬起手——那是用白纸糊的手，五根手指画得整整齐齐——然后它弯下腰，把脸凑到我面前。

纸糊的脸上，画上去的眼睛变成了两个黑洞。

它开口说话了，声音像是纸张摩擦的声音，沙沙的，细碎的：“夫君，该回家了。”

我每次都是在这个地方惊醒，满头大汗，心脏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大约半个月后。

那天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在办丧事。哀乐放得很大声，在深夜里格外刺耳。我心想谁家大半夜的办丧事，就走到窗边往下看了一眼。

楼下确实搭了个灵堂，白布白幡，中间摆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那张照片上的人，是我。

我想转身，身体却动不了。然后我听见了唢呐声，从楼道里传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家的大门没有锁，门缝里透进来一线红光，像是有人在门外提着红灯笼。

门把手开始转动。

我拼命想动，想喊，身体却像是被钉在了原地。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门一点一点打开，门外的红光越来越亮，唢呐声尖锐得像是要刺穿耳膜。

就在门快要完全打开的那一刻，我手腕上那道红印子突然像火烧一样疼了起来。那种疼法很奇怪，不是皮肤表面的疼，而是像有一根烧红的铁丝正在往骨头里钻。我低头一看，那道红印子正在发光，是一种暗红色的光，像快要熄灭的炭火。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灵堂、照片、红光、唢呐，全都在一瞬间消失了。楼下一片寂静，只有路灯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都是冷汗，左手手腕上那道红印子烫得我直抽冷气。等到疼痛稍微缓解了一点，我低头去看，发现那道红印子的颜色变了——从之前的淡红色，变成了深红色，像是刚刚用红颜料重新描过一遍。

更让我害怕的是，那个结的纹路更清晰了，清晰到我甚至能看出来那是一个双头结——一头拴在我手腕上，另一根线头往哪个方向去的，我顺着那个方向看过去。

窗外是漆黑的夜空，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知道，在某个我看不到的黑暗深处，那根红线的另一头，一定被什么东西攥在手里。

那晚我再也没睡着。我坐在客厅里把所有灯都打开，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找了一个据说很灵的老先生。老先生看了我的手腕一眼，脸色就变了。他问我在哪里惹上的这东西，我把川西的事情跟他说了。

老先生沉默了很久，最后跟我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红线不断，你就还有救。它想带你走，但这根线还没收紧。”

第二句是：“千万别让红线断掉。线断了，你就彻底是它的人了。”

我问他要怎么才能解开这根线。老先生摇摇头，说他没办法，能保住我已经是这根红线的功劳了。

“有人替你系了这根线，”他说，“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应该感谢那个人。”

我愣住了。谁替我系的线？什么时候的事？

老先生不肯再多说了。我只好回家，一路上都在想他最后那句话。

当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还是那个院子，还是那个纸人新娘子，还是那冷掉的酒席。但这一次，梦里的场景多了一点东西——我坐的那张圆桌对面，还坐着另一个人。

一个老人，穿着深蓝色的布衫，头发花白，背有点驼。他坐在那里，端着一杯酒，慢慢地喝着。纸人新娘走过来的时候，他放下酒杯，伸出干枯的手，挡在了我面前。

“这孩子还小，”老人说，声音沙哑但很坚定，“再等几十年。”

纸人歪着头，画上去的眼睛盯着老人看了很久。然后它笑了，嘴角一直咧到耳根，露出一排排画在纸上的细密的白牙。

“几十年，”它说，“我等得起。他总有老的一天，总有死的一天。”

“到那时候，”纸人转向我，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眶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我来接你。”

我就醒了。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不知道是汗还是眼泪。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左手手腕上的红印子还在，不疼不痒的，就像一道普通的胎记。但我知道它不是。我知道从川西那个傍晚开始，从我不小心经过那场没有人参加的婚礼开始，有些事情就已经注定了。

我抬手看了看那道红印子，在晨光里它显得格外鲜红，像是刚刚被什么人舔过一样。

窗外天亮了，鸟开始叫，楼下传来早餐摊贩出摊的声音，新的一天开始了。我起床洗漱，换衣服，准备去上班，一切看起来和从前一样。

只有我知道，有些事情不一样了。

那个纸人新娘子在等我。在某个我看不到的、黑漆漆的地方，穿着大红嫁衣，安安静静地坐在花轿里，等着接我回家的那一天。而那个替我系了红线的老人是谁，我至今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