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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奶死的时候，是我给她穿的寿衣。

我们家的规矩，人走了以后要由至亲来净身换衣，男的由儿子穿，女的由女儿穿。太奶一辈子生了五个儿子，没有女儿，这个活按理该由五个儿媳妇里选一个来做。但太奶临终前指定要我穿——她躺在床上，眼窝深得像两口枯井，用最后那点力气攥着我的手腕说：“小渔，你来给太奶穿衣裳。别人我信不过。”

那年我十六岁，在镇上的寄宿学校读高二。太奶走的那天是腊月初八，天冷得邪性，院子里的水缸冻裂了一道缝。我连夜从学校赶回来，到家的时候太奶已经被抬到了堂屋的门板上。她身上还穿着生前那件藏青色的对襟棉袄，袖口磨得发白，领口别着一根银针。我跪在门板前面磕了三个头，然后端着我妈打好的温水，开始给太奶擦身子换寿衣。

我二婶把寿衣捧过来的时候，特意叮嘱了我一句话：“穿寿衣要从下往上穿，先穿鞋，再穿裤，最后穿上衣。扣子不能系，带子不能打结，记住了没？”我说记住了。她又补了一句：“还有一件事，太奶贴身的旧衣裳不能脱光，必须留一件穿在里面，这是规矩。”

我点了点头，开始给太奶换衣。

太奶的身体已经很僵硬了，胳膊弯不过来，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身上那件旧棉袄脱下来。棉袄里面还有一件贴身的白布褂子，布料洗得稀薄，能透过去看到太奶皮肤上的老年斑。这件按规矩要留着，我就没脱。我拧了热毛巾，伸进白布褂子里面给太奶擦身子。擦到后腰的时候，我的手碰到了一样东西。

太奶的后腰上，有一排突起。

不是骨刺，不是瘤子，不是老年人常见的任何一种皮肤病变。那是一排排列整齐的、细长的条状突起，隔着那层薄薄的白布褂子，在我指尖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七根条状突起，并排长在太奶的脊椎两侧，从后腰一直延伸到肩胛骨中间。每根突起的长度差不多，间距也差不多，像是用尺子量好之后一根一根嵌进皮肉里的。

我把白布褂子掀开了一条缝，往里看了一眼。太奶后腰的皮肤松弛发黄，那七根突起就藏在皮肤那不是骨头，不是软骨，而是一种更深色的、近乎青黑色的东西，像是七根筷子被埋在皮肉之下。更让我心惊的是，那七根突起的排列方式太规律了，每两根之间的间距分毫不差，形成了一个标准的、对称的图案——不是圆形，不是直线，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形状。

我正看得出神，身后忽然炸了一声响。我大爷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碎瓷片子溅了一地。他站在我身后，脸色白得跟太奶身上的白布褂子一样，指着我的手在发抖。他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发出声音：“别动！快把衣裳放下来！”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白布褂子放下遮住太奶的后腰。我大爷一把把我拽起来推出堂屋，对着院子里抽烟的几个叔叔伯伯说了一句苗话。我太奶是苗族人，我大爷说的苗话我只能听懂大概，意思好像是“七魄封印还在”。几个叔叔伯伯听完以后脸色全变了，烟也不抽了，围在一起在院子里低声商量了很久。我在堂屋门口站着，冻得手脚发麻，也没人理我。

后来是村长来了。我二叔骑摩托车去隔壁寨子请的，来回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村长也是个苗族老人，比我太奶小一辈，但也是八十好几的人了。他拄着拐棍走进堂屋，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我二叔和我大爷。他们关了堂屋的门，在里面待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门再打开的时候，太奶的寿衣已经穿戴整齐，从外面看不出一丝异样。村长拄着拐棍走出来，扫了一圈院子里的人，说了一句：“正常发丧，该怎么样怎么样。她老人家的事，谁也不许往外说。”

太奶的丧事办得很体面。唢呐吹了三天，流水席摆了十几桌，来吊唁的亲戚朋友挤满了院子。一切都按最传统的规矩来，没有任何异常。但我大爷从那天起就没怎么笑过。他总是坐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眼睛直直地盯着太奶生前住的那间屋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太奶下葬以后，我回学校继续上学。日子平平淡淡地过了两个多月，我以为太奶后腰上那七根东西会跟我大爷的沉默一样，慢慢被时间冲淡、遗忘。直到四月的一天，我二婶打电话来，说我大爷把自己锁在了太奶的屋子里，三天没出来。他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一直在重复同一句话：“七魄走了三魄，还有四魄。等七魄都走了，她就回来了。”

我爸报了警。警察来把门撬开，发现我大爷坐在太奶的床上，怀里抱着太奶生前枕的那个荞麦皮枕头，眼神涣散，嘴里念念有词。警察以为他是老年痴呆，建议送医院检查。但我看到我大爷的眼睛，那不是痴呆——他的眼神是清醒的，甚至过于清醒了。清醒里带着一种东西，是恐惧。

我妈不让我靠近太奶的屋子，但我趁大人不注意还是溜了进去。屋子里的摆设还是太奶走时的样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太奶的老花镜和半盒没吃完的薄荷糖。墙上挂着一张太奶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太奶大概四十多岁，梳着苗族的盘髻，脖子上戴着银项圈，面容清秀，眼神跟我记忆里那个慈祥的老太太判若两人。最让我在意的是，太奶在照片里穿的是苗族的传统盛装——黑色对襟上衣，百褶裙，腰上系着织锦腰带。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太奶穿苗装。从我记事起，太奶永远穿着汉人的衣服，蓝布衫、黑棉袄、灰布鞋，连一句苗话都不跟我们说。

我问我妈，太奶以前是苗族的吗。我妈说她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太奶嫁给我太爷的时候是从山里头出来的，好像是个什么寨子，早就没人了。我问我大爷在哪，我妈说在镇上的卫生院打了镇定剂，睡着了。

我去卫生院看我大爷。他躺在病床上，手腕上绑着约束带——不是因为他有攻击性，是因为他总想拔掉输液管往外跑。他看到我进来，眼睛一下子亮了一下，然后拽着我的袖子把我拉到跟前，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小渔，你给太奶穿衣裳的时候看到了对不对？后腰上那七根东西，你看到了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

我大爷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他缓了好一阵，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断断续续地讲了出来。

他说，太奶不是普通的苗族妇女。太奶是蛊女。这个身份他藏了大半辈子，从来没对小辈们提过一个字。太奶年轻的时候是寨子里最有天赋的蛊女，能养七种蛊，每一种都对应人的一魄——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除秽、臭肺，七魄各有其主，各有其用。太奶当年用自己的身体当蛊盅，把七条蛊虫全部养在自己的脊椎两侧，用自己的精血去喂养它们。每条蛊虫都绑定了一个人的一魄，七个人，七条命，都捏在太奶手里。

后来解放了，破四旧，打神婆，寨子散了，太奶跟着我太爷搬到了山下的汉人村子。她换下了苗装，藏起了银饰，一辈子不跟我们说苗话，把自己的过去埋得干干净净。但她没办法把那七条蛊虫从身体里取出来——蛊虫离了蛊盅就会死，蛊虫死了，被绑定的那个人也活不了。太奶不忍心，就一直把它们带在身上，从四十岁带到九十七岁。

我大爷说，太奶临终前把他叫到床前交代了一件事：她死了以后，七条蛊虫会从她的尸体上依次剥离。每走一条，对应的那个人就会来找她。她用了七个人的魄养了她一辈子，欠了人家的债，得还。她说不要让那些东西进家门，不要跟它们说话，不要吃它们给的任何东西。最重要的是——不管它们变成谁的样子，都不要相信。

我问大爷，它们会变成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