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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哼唱的声音更清楚了，这次我听明白了几句。那调子怪得很，不像我们这边的山歌，也不像什么正经曲子，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词，翻来覆去地唱。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词的发音，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听着像是某种方言，又像是把汉字拆碎了重新拼起来的。

就在这时候，东厢房里突然传来周小燕的声音。

那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在寂静的夜里像一把刀子划过玻璃——“红军，是你吗？红军？”

她在回应那个东西。

我想起王婆婆的话，心里咯噔一下。她睁眼了，她说话了，她叫了名字。

院子里的那个东西停了手，把红线收回来，慢慢转过身。

我到现在都形容不好那张脸长什么样。说它不像人脸吧，五官倒是一个不少，眉眼鼻口都有。但那五官的排列方式不对，像是被什么人揉碎了又重新捏到一起的，眼睛的位置偏上，嘴巴歪在一边，鼻梁塌陷下去，整张脸平整得几乎没有起伏，像是一张被压扁了的面具。它咧开嘴笑了一下，嘴角一直裂到耳根，露出一排黑乎乎的牙齿，不是烂牙那种黑，而是像被墨汁浸透了一样的黑。

它朝着东厢房走了过去。

它没有开门，就那么直直地走，身体穿过门板的时候像是穿过一层水，门板上荡起一阵肉眼可见的波纹，然后就恢复了原样。

紧接着，东厢房里传来一声尖叫。

那声尖叫又尖又短，像是被人猛地掐住了脖子，刚出声就被截断了。然后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连虫叫都没了，整个村子像是被扣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子里。

我不知什么时候整个人滑到了地上，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蹲在墙角，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动不敢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鸡叫了。

那一声鸡叫像是把整个世界重新拉回了正常的轨道，风声回来了，虫鸣也回来了，月光变得柔和了，不再是那种瘆人的惨白。

我听到大伯家那边传来开门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接着是我大伯的怒吼和我堂哥的哭嚎。

我穿了鞋跑过去，推开大伯家的院门，看见东厢房的房门大开着。我堂哥跪在门口，抱着周小燕，整个人抖得像筛糠一样。我大伯站在旁边，脸白得跟纸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小燕躺在我堂哥怀里，眼睛睁着，眼珠子一动不动，嘴唇鲜红鲜红的，像是刚抹了口红，指甲也是红的，像是被指甲花染过一样。她脚脖子上有一圈细细的红印子，深深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进去了一样，那印子还在往外渗血，一丝一丝的，把地上的灰土洇成了深褐色。

王婆婆给的那根红绳断了，断成了好几截，散落在床脚边上。那绳子断口齐齐的，不像是扯断的，倒像是被什么利器割断的。

王婆婆后来被人请了过来，她看了看周小燕的样子，又看了看地上断掉的红绳，摇了摇头说：“没用了。魂被牵走了，留个壳子有啥用？”

我堂哥死活不信，抱着周小燕在镇上的卫生所守了三天三夜。卫生所的医生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毛病，各项检查都做了，身体机能一切正常，但人就是没反应，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连眼睛都不眨。医生建议转去县医院，县医院又建议转市里的，转了一大圈，最后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周小燕的家里人从外地赶来，把她接了回去。临走那天她妈哭得撕心裂肺的，她爸一句话没说，只是看了我堂哥一眼，那眼神里什么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我堂哥从那以后整个人就变了，以前多精神的一个人，后来瘦得皮包骨头，也不怎么说话，成天坐在院子里发呆。又过了一年多，他一个人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回来过。我大伯一夜之间老了十几岁，头发全白了。

我后来去外地上学、工作，很少再回那个村子。去年过年回去了一趟，路过村口的时候，远远地看了一眼红线山。山还是那座山，郁郁葱葱的，看着跟别的山没什么两样。但我注意到一件事——山脚下的草丛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条小路，窄窄的，弯弯曲曲的，一直延伸到山林深处。那条小路的土是红色的，在这片黄土地里显得格外扎眼。

我问村里的老人那条路是咋回事，没人回答我，大家都低着头，假装没听见。

吃饭的时候我随口又提了一嘴，我妈赶紧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使了个眼色让我闭嘴。等收拾碗筷的时候，她把我拉到厨房，压低声音跟我说：“别问了。你三叔家的二丫头，去年夏天穿着红裙子去山上采蘑菇，人回来的时候就跟你堂嫂当年一个样。你三叔没办法，把她送到省城的医院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她顿了顿，看了一眼窗外那座黑黢黢的山，又补了一句：“那条红土路，是去年才有的。村里人都说，山神爷又在牵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