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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我在赣州开发区那边的一家公司上班。公司在工业园区，位置很偏，最近的公交站要走一公里多。上下班有班车，但加班的人坐不上，只能自己想办法。我每周大概加三四次班，每次到公交站的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

301路是唯一一条经过工业园区的公交线，末班车晚上十点从始发站发出来，到我们这一站大概是十点二十左右。错过这一班，就得花五十块钱打车回去。所以每次加完班我几乎是跑着去公交站的，生怕赶不上。

那天是十二月十九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前一天刚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冻雨，路面结了一层薄冰，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我加班到十点零五分，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园区里路灯稀稀拉拉的，大部分厂房的灯都灭了，只有几盏安保灯在远处发着蓝幽幽的光。我裹紧外套，踩着结冰的路面一路小跑到公交站。到的时候站台上已经没人了，站牌的灯箱坏了一半，一闪一闪的，照得地上那块站台黄线忽明忽暗。我喘匀了气，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十点十八分，还好，赶上了。

等了大概三四分钟，301路来了。

车从路口拐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正常来说，末班车的车厢里应该亮着灯，远远看过去像一个大光块从黑夜里移过来。但这辆车没有开灯，车厢里是黑的，只有车头两只大灯亮着，惨白的光打在结冰的路面上。我以为是司机为了省电关了几盏灯，也没多想，等车停稳了就从前门上了车。

上车之后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车上一个人都没有。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棉袄，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车厢里的灯确实关着，只有仪表盘上那一点微弱的绿光照着他的手。我刷了卡，习惯性地说了一句“到中山西路”，他没应声，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伸手按了一下关门的按钮。

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像是很久没有通过风了。车开动了，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我掏出手机刷了一会儿，发现信号很差，网页怎么都加载不出来，连微信消息都发不出去。我把手机揣回兜里，靠着车窗发了会儿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觉得哪里不对。

我坐这条线路几十次了，每一次的路线都烂熟于心。从工业园区出来，第一个路口左拐，然后过两个红绿灯上主干道，再一路直行穿过老城区，到我下车的那一站全程大概四十分钟。但今天这辆车没有在第一个路口左拐。它直直地往前开了，开进了一条我不认识的路。

我直起身子，往窗外看了看。路两边没有路灯，没有店铺，没有任何灯光，只有光秃秃的行道树在车灯的照射下快速后退。这条路我从来没走过，甚至不知道工业园区附近还有这么一条路。

“师傅，是不是走错了？”我冲前面喊了一声。

司机没有回答。他双手握着方向盘，姿势僵直，背挺得很直，像是一尊雕塑。车继续往前开，速度不快不慢，平稳得像是在水面上滑行。我又喊了一声，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我心里开始发毛，站起来扶着扶手往前走了几步，想走到司机旁边去拍他一下。就在我走到车厢中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样东西，让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车厢后半部分不是空的。

后排角落里坐着一个人。

刚才上车的时候我明明扫了一眼全车，一个人都没有。但现在那里确确实实坐着一个人。那是一个老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老式棉袄，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头微微低着，像是在打盹。他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五官，但我能看到他头顶稀疏的白发，在窗外偶尔闪过的微弱光线里泛着灰白的光。

“大爷？”我试探着喊了一声。他没有反应，连姿势都没有变。我犹豫了一下，往后退了两步，重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跳得很快，脑子里飞速转着各种念头——也许是我上车的时候没注意到他，也许是他在后面几站上来的，我在刷手机没留意。但这些解释都说不通，因为这辆车从头到尾没有停过，从工业园区出来到现在，一个站都没停。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那这个老人是从哪里来的？

车厢里越来越冷了。不是冬天正常的那种冷，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阴冷，像是坐在一个巨大的冰柜里。我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在黑暗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我紧了紧外套，缩在座位上，眼睛死死盯着前排那个一动不动的司机和后排那个一动不动的老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夹在中间，感觉自己像是一块三明治里的肉馅。

车又开了大概十分钟，一直走在那条我不认识的路上。窗外的景色始终没有变过——光秃秃的树，结冰的路面，无边的黑暗。忽然，后排的老人动了。他的头缓缓地抬了起来，很慢很慢，像是颈椎生了锈，每一寸移动都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僵硬感。他的脸从阴影里一点一点地移出来，在窗外微弱的光线里逐渐显露。那是一张极其苍白的脸，白得发青，嘴唇是灰紫色的。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瞳孔是浑浊的灰白色，直直地盯着前方——盯着我的后脑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