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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透过前面座椅靠背和车窗之间的反射看到了这一幕。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我浑身汗毛全部竖了起来。我不敢动，不敢回头，甚至不敢把目光从玻璃上的反光移开。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干涩，像是生锈的铁器在互相摩擦。

“小伙子，你坐过站了。”

我猛地站起来，冲到司机旁边，伸手就去拍他的肩膀。我的手指触到他肩膀的一瞬间，传回来的感觉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不是人体的触感，肩膀是硬的，冰凉的，像是拍在一块冻透了的石头上。我下意识地加大了力气推了他一把，他的身体往旁边一歪，帽子从头上滑落，露出了一张脸。

那不是活人的脸。他的面色灰败，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得翻出了血痕，皮肤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霜。他看起来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很久，久到了整个身体都被冻透了。但他的手动了一下。紧接着，他的脚也动了——踩在了刹车上。公交车猛地停住了，巨大的惯性把我甩了出去，额头撞在投币箱的金属边角上，嗡的一声，眼前一黑。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趴在地上，额头疼得像裂开了一样。我挣扎着爬起来，车厢里的灯亮了，明晃晃的日光灯照着空荡荡的座椅。司机不见了。后排的老人也不见了。整辆车只剩下我一个人。车门大敞着，冷风呼呼地往里灌。车停在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不是工业园区，也不是老城区，而是郊区一条荒凉的小路上。路两边是农田，远处隐约能看到几栋黑漆漆的民房。

我跌跌撞撞地冲下公交车，站在空无一人的乡间小路上，茫然地掏出手机想叫网约车。手机屏幕亮了，时间显示的是凌晨三点四十二分。我愣住了。我在工业园区上车的时候是十点二十。就算绕再远的路，这辆车也不可能开了五个多小时。然后我看到了手机上弹出来的日期，所有的侥幸心理在那一瞬间全部粉碎。

日期不是我上车的那一天。是第二天。

不对，是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一号。

我少了一天。不是几个小时，是整整一天。我在那辆公交车上待了超过二十四个小时。而我对此没有任何记忆，感觉上只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更诡异的是，我身上没有任何长时间滞留的痕迹。衣服是干净的，脸上没有胡茬，身体没有因为久坐而产生的酸痛，额头上的伤口是新的，血还没有干透。

我用发抖的手指打开通话记录。里面空空如也。最近通话全被清空了。我试着拨了一个号码出去，打给我妈。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妈的声音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刺啦刺啦的全是杂音，勉强才能听清她说的话。

“你跑哪去了？打了两天电话都不接！你公司说你前天晚上没回去，你住的地方也没有人，我们都快急死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我坐了一辆公交车，然后就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了。我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你现在在哪，我让你爸去接你。我给她发了定位，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爸妈开着车从市区赶过来了。我爸看到我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铁青着脸把我拽上了车。我妈抱着我哭了一路。

回到家之后，我病了整整一个礼拜。高烧不退，吃什么都吐，医生说是急性感染合并严重的应激反应，具体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我退烧之后去查了301路公交车的运营信息，得到的答复是：301路的末班车在十二月十九号晚上因为道路结冰发生了事故，在工业园区那个路口左拐的时候刹车失灵，滑出了路面，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司机当场死亡。车上没有乘客。

没有乘客。那我那天晚上坐上的那辆车，到底是什么？那个开车的司机，那个坐在后排的老人，他们都是谁？我在那辆车上失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

后来我换了一份工作，换到了一个完全不需要坐公交车的区域。不是矫情，是我真的不敢再坐末班车了。有时候晚上走在街上，看到公交车从身边经过，我会忍不住往车窗里看。车厢里亮着灯，人们低着头看手机，或者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一切都那么正常。

但偶尔，我会在末班车的后排看到一个穿灰色棉袄的老人，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头微微低着，像是睡着了。

车从我身边开过去的时候，他会缓缓抬起头，冲我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