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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腊月二十八，公司终于放了年假。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回老家的大巴票。候车厅里乌泱泱的全是人，大包小包，小孩哭大人喊，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和廉价烟草的味道。我坐在候车厅的塑料座椅上刷手机，屏幕上方忽然弹出一条微信消息。

消息是一个叫刘芳的人发来的。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好几秒，才想起来她是谁。刘芳是我小学同学，准确地说，是小学三年级的同桌。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她家就搬走了，去了哪个城市我不知道，总之从那以后二十年没有联系过。她的微信是什么时候加的我也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在某个同学群里，顺手加了好友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消息的内容是一张照片。照片还没有点开，缩略图看起来是一张老式的胶片照片，颜色发黄，边缘有一圈白色的边框，像是用扫描仪扫进电脑里的那种老照片。我随手点了下载，等照片加载出来之后，我看清了上面的内容，整个人一下子坐直了。

那是一张小学三年级的班级合影。

照片的背景是我们小学那栋灰扑扑的教学楼，楼前的花坛里种着一排半死不活的月季。我们班四十二个学生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站成三排，第一排蹲着，第二排坐着，第三排站在板凳上。班主任站在最左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呢子大衣，头发烫着小卷，脸上带着那个年代老师特有的严肃表情。我在第一排最右边，蹲在地上，眯着眼睛对着镜头笑，门牙掉了一颗，看起来傻乎乎的。

我盯着照片里那个缺了颗门牙的自己看了很久，心里涌上一种很奇特的感触。二十年了，照片里的教学早已经拆了，花坛填平了，同学们天南海北，有些人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见到了。

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

那里站着一个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穿一件红白条纹的毛衣，双手规规矩矩地垂在身体两侧。她长得不算漂亮，但很白，在一群晒得黑黢黢的农村孩子里格外扎眼。她对着镜头笑得很拘谨，嘴角往上翘着，但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那个年龄的疏离感，好像拍照的时候她的心思根本不在镜头上，而是在看镜头后面的什么东西。

我想起她是谁了。她叫周小梅，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家也搬走了。搬走之后再也没有人联系过她，连班主任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正当我沉浸在这些回忆里的时候，刘芳又发来了一条消息。这次不是照片，是一段文字，写在微信对话框里，字体是系统默认的黑色，但我看着那段文字，后背却一阵一阵地发凉。

“你记得周小梅吗？她死了。”

我愣了几秒钟，回了一个问号。刘芳那边的“正在输入”闪了好一会儿，最后发过来一大段话。

“她搬到外地之后过得不太好。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后来打工认识了一个男的，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她丈夫有暴力倾向，喝了酒就打她，她忍了好多年。去年夏天，她从租的房子五楼跳下来，送医院没救过来。她娘家人把她的东西从婆家搬回来的时候，在她枕头平整整的，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她妈说，她死之前那天晚上给她妈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特别的，就是问了一句——‘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吗？’她妈说当然记得，她就笑了，说我也记得，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又点开那张照片，放大到周小梅的脸。她站在第三排正中间，红白条纹的毛衣，拘谨的笑容，疏离的眼神。她在看镜头后面的某个东西。她在看什么？

侯车厅的广播响了，我的那趟大巴开始检票。我把照片保存到手机相册里，拖起行李箱往检票口走。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张照片。在想枕头要从婚姻的围城里走出来，从五楼的窗户里走出来，她得绝望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