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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车，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旁边坐了一个中年男人，一坐下就开始打鼾。大巴缓缓驶出客运站，窗外的城市街景逐渐变成郊区的水泥路和秃顶的山。我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里周小梅的脸。她的笑容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遍比一遍清晰。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个我刚才在候车厅里忽略的、细思极恐的细节。

我把手机掏出来，打开那张照片，放大，再放大，把画面拖到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照片的像素不高，放大了之后有些模糊，但我还是看清了。周小梅的手垂在身体两侧，规规矩矩的。她的右手手腕上，赫然有一道黑色的印记。不是阴影，不是照片的污渍，是一道横贯手腕的、细长的、颜色比皮肤深很多的痕迹。那道痕迹的位置、方向、长度，恰好跟割腕留下的伤疤一模一样。

可是这张照片是二十年前拍的。那时候周小梅九岁，上小学三年级。她还没有嫁人，没有认识那个酗酒的丈夫，还没有经历那些让她有一天会站在五楼窗口往下看的绝望。她那时候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手腕上不该有任何伤痕。我反反复复地看那道痕迹，怎么看都不像照片的污渍或者扫描的时候产生的瑕疵。它的边缘很光滑，跟皮肤的纹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是一道愈合了很久的旧伤疤。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二十年后死在那个出租屋楼下的周小梅，她的伤痕，出现在了二十年前的照片里。不是在她死后，而是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那道疤就已经在了。

我退出照片，打开跟刘芳的对话框，想问她知不知道周小梅手腕上有伤的事。打了一行字，还没发出去，刘芳的消息先到了。跟刚才一样，是一张照片加上一段文字。照片拍的是一张作文纸，纸已经发黄了，上面是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是小孩的笔迹。作文的题目是——《十年后的我》。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字迹。因为那是我写的字。我小时候写字有个毛病，总是把“我”字最后那一撇拖得很长，老师纠正了很多次都改不过来。这篇作文是三年级下学期语文课上写的，当时班主任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一篇，然后当众朗读。我记得周小梅也读了她的，她写的是十年后要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我那篇写的什么我忘了，大概是想当科学家宇航员之类的东西。

但这张照片里拍的不是我的作文。是周小梅的。刘芳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周小梅的遗物，翻出了这张作文纸。作文的正文只有短短几行字，铅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跟她当学习委员时帮老师批改作业的笔迹一样认真。

“十年后我二十五岁。我想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子里，种很多花。我想养一只猫，白色的。我想每天都能看到太阳落山。但如果这些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十年后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最后那句话没有句号，像是没有写完。或者她已经写完了，只是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

我盯着那行字，手开始发抖。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在作文里写“十年后我可能已经不在了”。这句话在当时读到的人眼里，大概只会当作小孩子不谙世事的胡话，天马行空的想象。但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回看这句话，它读起来不像是一篇作文，更像是一封遗书。一封提前二十年写好的遗书。

大巴在高速公路上疾驰，车窗外是灰蒙蒙的冬日天空。我锁了手机屏幕，把手机扣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脑海里反复闪现两个画面——二十年前教室里那个扎羊角辫、穿红白条纹毛衣的小女孩趴在课桌上，用铅笔一笔一画地写她的命运。二十年后城市某个昏暗的出租屋里，一个满身伤痕的女人把一张老照片压在枕头

她问妈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吗？”因为长大后她的脸已经被生活打得面目全非了。她照着镜子，找不到那个扎羊角辫的影子。只有枕头从九岁到二十九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张课桌到一个五楼的窗口。也许她一直都知道，那个九岁的小女孩没有说谎——十年后她真的不在了。

大巴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拖着行李箱走进老家的院子，看到我妈站在门口等我，围裙上沾着面粉，身后是温暖的橘色灯光。我走过去抱了抱她。她愣了一下，说你多大了还撒娇。

我笑了笑没说话。上楼的时候我把那张班级合影又翻出来看了一眼。照片里我蹲在第一排，缺了颗门牙，笑得没心没肺。而在我身后两排，一个穿红白条纹毛衣的小女孩，把手腕上那道还没有任何来由的伤疤规规矩矩地藏在身体一侧，对着镜头笑。

她的笑容跟作文里最后那句话一样，平静得让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