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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是我大学同学阿哲亲口讲的。阿哲是台南人，家里在安平那边做海鲜批发生意。他说这个故事是他阿公讲的，他阿公年轻的时候在鹿耳门那边打鱼。
鹿耳门在台南安平以西，是台湾海峡伸进台南内海的一道狭窄水道。三百多年前，郑成功的水师就是从鹿耳门攻入台湾，赶走了荷兰人。阿哲说，他阿公在世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鹿耳门的水底下，埋着的东西比岸上还多。”他阿公叫林福生，从十六岁开始就在鹿耳门一带打鱼，对那片水域熟悉得就像自己家的后院。哪片礁石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〇年代，那时候阿哲还没出生，他阿公也才三十出头。有一年农历七月，接连下了好几天暴雨，鹿耳门的水位涨得厉害，水流也比平时急得多。暴雨停了以后，林福生开着他的竹筏出海打鱼。台风刚过的海面总是特别富饶，因为风浪把深海里的鱼都搅上来了。他那天运气不错，撒了几网都捞得满满当当。最后一网撒下去的时候，渔网被什么东西挂住了，沉得拉不动。林福生以为是挂到了礁石，就把竹筏绕到另一边，换了个角度使劲拽。拽上来以后，网里除了几条鱼，还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那是一个陶罐，大概有两个拳头那么大，细颈大肚，表面粗糙，罐身上缠着已经发黑的水草和贝壳。罐口被封着，用蜡封得严严实实的。林福生把陶罐拿在手里掂了掂，很轻，晃了晃，里面没有声音，不像装着什么东西。他本来想随手扔回海里，但转念一想，这个陶罐看着有些年头了，说不定是古董，就随手搁在了竹筏上。
回到岸上以后，他把陶罐带回家，搁在院子里晒着。他老婆看到以后问这是什么，他说海里捞的，可能是老东西。他老婆觉得晦气，让他扔了。他没当回事，把陶罐搁在了院子角落的榕树个声音惊醒了。那个声音从院子里传过来——呜呜呜，像是风穿过窄缝的声音，又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压抑的、持续的，每隔十几秒就响起一阵。
他穿上拖鞋走到院子里，院子里月光很亮，榕树的气根在风里轻轻摇晃，陶罐还在树根下搁着，看起来一切正常。哭声停了。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确认没什么异常就回屋继续睡了。刚躺下没几分钟，哭声又来了。这次比刚才更近，不是从院子里传过来的，是从窗户外面。他的床靠着窗户，窗户外面就是院子。那个哭声就在窗外，贴着窗户玻璃传进来，清清楚楚——呜……呜……呜……
林福生猛地坐起来，拉开窗帘。窗外什么都没有，月光把院子照得明晃晃的，榕树下空空荡荡，陶罐还在原地。但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雾，像是有人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看，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凝成了水珠。水雾的形状是一个模糊的轮廓——脸的轮廓，不大，像是一个小孩的脸。
他心里开始发毛了。第二天一早，他把陶罐拿到村子另一头，给一个专门收老物件的老头看。老头姓蔡，七十多岁，以前在台南的古董街开过店，后来回渔村养老，是附近几个村子里公认最有眼力的人。蔡老头把陶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又凑近罐口闻了闻，脸色忽然变了。他问林福生从哪里弄来的，林福生说海里捞的。蔡老头沉默了半天，把陶罐轻轻放在桌上，说了句：“这东西你留不得，从哪里捞的，放回哪里去。”
蔡老头说，这个陶罐不是古董，是“封印罐”。台湾西南沿海的渔村从清朝开始就有一种习俗——难产而死的孕妇，死后胎儿如果也没保住，母子两人都没有正式入葬的资格，因为按照民间说法，血崩而死的女人带着极重的血光煞气，而没出母胎就夭折的婴儿算是“无命之人”，不能进祖坟。家人怕母子俩的魂在阴间无依无靠，就请道士做法，把母子的生辰八字写在一张黄纸上，连同婴儿的一撮胎毛和母亲的一缕头发一起封进陶罐里，用蜡封口，沉入海底。意思是让母子俩的魂安在海底，不受打扰，也不打扰活人。这种陶罐在海底如果一直不被移动，煞气就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但如果被人捞上来，封口被打开或移动，煞气就会泄出来。
蔡老头又指了指陶罐底部的一个刻痕，说那是道士刻的符，已经模糊了，但还勉强能辨认出来，是“母子同安”的意思。他说这个陶罐的封口没有破损，说明里面的东西还在，那股煞气还没有完全散掉。万幸的是，林福生没有打开罐子。如果打开了，后果不堪设想。蔡老头让林福生赶紧把陶罐送回海里，而且必须是捞上来的那个地方，不能随便找个海滩扔进去，否则不管用。
林福生听完后背全是汗。他当天下午就开着竹筏回到了那片水域，找到了捞起陶罐的那片暗礁，把陶罐重新沉了下去。陶罐入水的时候，海面上冒了一串气泡，然后什么都没了。他以为这事就算完了。但从那天晚上起，他开始做梦。
每天晚上都是同一个梦。梦里他站在鹿耳门的海边，海面上全是雾，看不清水，看不清天。雾里慢慢走出一个女人，穿白衣服，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赤着脚在沙滩上走，留下一串细长的脚印。女人走到他面前停下来，不说话，只是低着头看着怀里的婴儿。然后她把婴儿抱起来，递到他面前，让他看。婴儿的脸不是正常的婴儿脸，是一张发白发胀的脸，眼睛是两团黑窟窿，嘴巴张开着，露出里面还没有长牙的粉色牙床，像是想哭但哭不出声。
这个梦他连续做了七天。七天里他瘦了一圈，整个人眼窝深陷，脸色发青，打鱼的时候心不在焉，好几次差点从竹筏上掉下去。第八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决定再去一次鹿耳门。这次不是去沉陶罐，是去烧纸钱。他带了一捆纸钱、三炷香、一碗白米饭和一只煮熟的鸡，开着竹筏到了沉陶罐的那片水域。他把船停稳，点上香，开始往海里撒纸钱。一边撒一边说：“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母子的，我什么都不懂，冒犯了你们，现在来赔罪了。纸钱给你们，米饭给你们，你们在那边好好过日子，别再来找我了。”
纸钱漂在海面上，被海浪慢慢卷进水里，像是一群白色的蝴蝶沉入了深蓝色的深渊。烧完纸钱以后，他站起来准备走，忽然看见竹筏边上浮着一个东西——是那个陶罐。陶罐漂在水面上，一晃一晃的，就在竹筏边上，像是被人从海底又推了上来。他弯腰去够，手指刚碰到陶罐，陶罐自己沉了下去。不是被浪打沉的，是直直地、缓慢地沉下去的，像是在往下走，回到了海底。
他想起了蔡老头说的话——如果捞上来的地方不对，不管用。他沉陶罐的地方就是捞上来的地方，他不确定。他只记得大概的位置，但具体在哪片暗礁、哪条海沟，他记不清了。也许他沉错了位置，也许那片水域的暗礁和沟壑在潮汐作用下已经发生了变化，陶罐没有回到它原本的那个石缝里。又或者，它回去了，但那个女人不想再待在那里了。
当天晚上，他没有再做那个梦。但他失眠了一整夜，因为躺下的时候，他听到屋顶上有人在走路。很轻很轻的脚步声，赤脚踩在瓦片上的声音，从屋脊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来来回回。脚步声走到他床正上方的位置就停了，停了很久很久，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哭声，是歌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很柔，唱的不是台语不是国语，调子很慢很慢，像是在哄小孩睡觉。
林福生躺在床上不敢动，任那个声音在头顶盘旋，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歌声才渐渐消失。第二天他在院子里检查，发现屋顶的瓦片确实歪了几块，像是被人踩过的，瓦缝里还夹着一小片海草，是那种深海里才有的褐色的海草，带着潮湿的咸味。他搬来梯子爬上去，想把瓦片重新铺好，手碰到瓦片的时候，发现那片海草整齐齐地放在屋脊的瓦片
林福生把头发埋在了村子后面的山坡上，面朝鹿耳门的方向，意思是我把你们母子葬在这里了，比海底好，能晒到太阳，听到鸟叫，看到渔船出海，不用再沉在水底忍受黑暗和寒冷，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
从那以后，他没有再做过那个梦，也没有再听到屋顶上的脚步声和歌声。但几十年后，阿哲有一次去鹿耳门附近的四草湿地拍鸟，傍晚涨潮的时候，他蹲在红树林边上，看见远处的海面上漂着一样东西。他拿起相机用长焦镜头拉近看，是一个陶罐，细颈大肚，表面粗糙，缠着水草和贝壳，在退潮的海流里慢慢往出海口的方向漂。他按了一下快门，照片存进了存储卡里。等他放下相机再看海面，那个陶罐已经不见了。他不确定自己拍到的是什么，也不确定那个陶罐是不是他阿公当年捞上来又沉下去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