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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儿有个说法，戏不是唱给人听的，是唱给鬼听的。

早年间，村里死了人，发丧之前请不起戏班，也得请俩吹鼓手，在灵前吹打一段。那唢呐声一响，活人心里发毛，死人心里安稳。到了庙会、祭祖、求雨，更是要搭台唱戏。戏台朝北，正对着坟岗子。唱到最后一折，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可灯下一看，地上没有一个影子。

我小时候，每年三月三，村里都请戏班子。我爷爷是村中有头脸的老人，管戏台的大小事宜。有一年，县里的“庆和班”来唱戏，住在村东头的仓库里。我十一二岁，调皮捣蛋，总往后台钻。那些穿红着绿的戏子们白天看着挺正常，一到晚上，就像换了个人，不说话，不笑，看人的眼神空荡荡的。

庆和班的班主姓齐，五十来岁，瘦高个儿，脸上总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他跟我爷爷关系不错，常来家里喝茶。我有一回听他跟爷爷说：“戏子这碗饭，吃的就是阴阳饭。白天的戏，给活人唱。晚上的戏，给先人唱。先人听高兴了，才保一方风调雨顺。”

我不懂，只觉得好玩。

那年三月三，白天唱的是《打金枝》和《穆桂英挂帅》。热热闹闹，台下挤满了人。到了晚上，爷爷突然让我早早上床睡觉，说今晚的戏，小孩子不能看。我躲在被子里，支着耳朵听。远远地，村口戏台方向传来锣鼓声，叮叮哐哐的，曲调跟白天完全不一样，慢悠悠的，拖得老长，听着像哭。

我实在按捺不住，趁家里人都睡了，偷偷翻墙溜出去，一路小跑到村口戏台附近。戏台四周搭着布围子，留一个口子出入。我猫着腰，从布围子的破洞处钻了进去。

台上的灯很暗，只点了两盏煤油灯，光晕昏黄。几个戏子正在台上转圈子，脸上画着浓重的油彩，在灯光下泛着油光。台下的长条凳上，坐满了人。

都是村里的人。我看见了王婶、刘伯、还有那个常来我家串门的陈大爷。他们坐得整整齐齐，一动不动，仰着头看台上。灯光只照亮了他们的脸，可地上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稀奇，就站在角落里看。台上的戏唱得又慢又长，一句词拖半天，我听得直犯困。可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台下那些人的脚，都不挨地。

他们坐在长条凳上，脚悬在半空中，离地面有半尺高。长条凳的腿陷在土里，地面平整得很，没有坑。那些人的脚，就这么悬着。

我的汗毛一下子竖起来了。再仔细一看，他们的脸，虽然是我认识的村里人，但表情全都一样，木木的，眼睛里没有光，像用蜡做的假人。

我吓得连滚带爬地钻出布围子，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家。那一夜，我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总觉得窗外有无数双悬空的脚在走来走去。

第二天，我跟爷爷说了夜里看到的事。爷爷脸色骤变，扇了我一耳光：“谁让你去的！你这个小讨债鬼，要是让他们看见你，你的魂就留在那儿了！”

他领着我去了庆和班住的仓库。齐班主听说了，蹲下来，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遍，松了口气：“还好，没被盯上。这娃命硬。不过，今晚他还得去一趟。”

爷爷急了：“还去？他去了还回得来？”

齐班主摆摆手：“昨晚他闯进去了，按规矩，他得在台上给‘那边的人’唱一句，算是赔罪。唱完了，这事才算完。要不然，那些东西会来找他，觉得他白听了戏，欠了债。”

当天晚上，我穿上一件借来的戏服，脸上抹了几道白粉，被齐班主领上台。台下还是坐满了人，还是那些熟悉的村里面孔，还是悬空的脚。我两腿抖得站不住，张了张嘴，嗓音像踩了脖子的鸡。

“春——打——六——九——头——”

我喊了一嗓子，声音劈了。台下那些人，齐刷刷地抬起头来看我，嘴角都弯成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弧度。

齐班主在旁边赶紧敲了两声锣，拉着我下台。我腿一软，直接从台侧滚了下去，后脑勺磕在一块石头上，昏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是第三天早上了。我躺在家里的炕上，头上缠着白布。爷爷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看见我醒了，又气又笑，骂了我两句“讨债鬼”，最后叹了口气，说：“这条小命，算是捡回来了。”

我后来才知道，那晚我昏过去之后，庆和班的人把我送回家，齐班主在戏台四周烧了七七四十九刀黄纸，又亲手杀了一只白公鸡，把鸡血绕着戏台淋了一圈。他说，我那一嗓子，把“那些东西”逗乐了。它们放了我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