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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陈，江西抚州人。我要讲的这件事，埋在我心里三十年了。我叔叔叫陈海生，村里人都叫他“傻子海生”。他不是天生傻，是六岁那年发高烧，烧坏了脑子。说话不利索，走路歪歪扭扭，一只手总蜷着，伸不直。可人不坏，见人就笑，帮人搬东西，干些零碎活儿。我爷爷兄弟三个，最小的弟弟陈海生一直跟着我们家过。我爹是他大哥，管他吃，管他住，但不太管他死活。

那年我七岁。村里要修一座新桥。

老桥是清朝留下来的石拱桥，那年发大水冲垮了，冲走了三个赶集的人。村里出钱修新桥，请了县里的施工队。可那桥修了三次，塌了三次。第一次桥墩刚浇好，第二天就裂了，裂纹从底到顶，像被人用刀劈的。第二次桥面铺到一半，支架倒了，砸伤两个工人。第三次更邪乎，打桩机掉进河里，怎么捞都捞不上来。包工头找潜水员下去看，潜水员下去不到五分钟就上来了，脸煞白，说什么都不肯再下去。包工头问他看见什么了，他摇头不说，当天就结了工钱走了。

包工头姓赵，四十来岁，走南闯北修了半辈子桥，从没见过这种事。他托人请了隔壁县一个姓赖的风水先生来看。赖先生围着河边转了三圈，又蹲下来摸河底的泥。泥是黑的，臭的，像烂了多年的淤泥。赖先生捏了一撮在鼻子底下闻，脸色沉下来，说了句：“桥底下有东西，怨气太重。要镇。”

赵包工头问怎么镇。赖先生蹲在地上，拿树枝画了个圈，又画了一横，说：“打生桩。”就是找个活人，埋进桥墩里，拿活人的命压住底下的东西。

赵包工头一开始不敢，说这是犯法要枪毙的。赖先生说：“你修三次塌三次，再修不好，死的就是你。”赵包工头咬了咬牙，说行。可找谁？赖先生说：“找八字轻的，阳气弱的，最好是家里人不要的。活人祭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桩。”

那天下午，赵包工头跟我爹在河边说话。我就在旁边玩泥巴。我听见赵包工头压低声音说：“老陈，村里不是有个傻子吗？”我爹没说话。赵包工头又说：“一条命换一座桥，全村人都念你的好。再说了，你弟弟活着也是受罪，早走早投胎。”我爹还是没说话。可我看见他点了根烟，烟抽到一半，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摔，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说：“什么时候要？”

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爹跟我娘在屋里说话。我娘哭，说不行，太缺德。我爹说，一条命换一村人的路，值了。再说了，海生活着也是受罪，他傻，他什么都不知道，走了也不疼。我娘哭得更凶了，说那是一条命，不是个物件，你亲弟弟，你怎么下得去手。我爹拍了桌子，说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娘摔了一个碗，碎片溅到门外面，把我吓得缩回了被窝。

第二天傍晚，天还没黑透。我爹破天荒地给傻子叔叔买了一碗馄饨。是从镇上那家老字号买的，皮薄馅大，汤里飘着葱花和虾皮。叔叔蹲在灶台边，端着一个大海碗，吃得呼噜呼噜响，鼻涕泡都冒出来了。他抬头对我爹笑，说：“哥，好吃。”我爹看着他，眼眶红了，可嘴角绷得紧紧的，像在咬什么东西。我爹说：“海生，哥带你去河边看月亮。”

叔叔傻笑着点头，站起来，歪歪扭扭跟着我爹走了。我趴在窗户上看着他们的背影越走越远，消失在河边那片芦苇荡里。我记得叔叔穿了一件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后背有一块补丁。他走路歪，一条腿拖着地，在土路上划出一道浅浅的沟。

我叔叔再没回来。

第二天，我爹说，叔叔走丢了，找不到了。村里人象征性地找了三天，就没人再提了。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谁都不说。桥，从那以后修得特别顺利。打桩机不掉了，桥墩不裂了，桥面铺得平平整整，提前半个月通了车。通车那天，村里放了鞭炮，赵包工头请我爹上去剪彩。我爹站在桥头，手里攥着那把剪彩的红绸剪刀，手一直在抖。有人问他怎么了，他说风吹的，眼睛迷了灰。

我那时小，什么都不知道。可我记得，桥修好之后，我娘再没去过河边洗衣服。家里的水缸，她都要盖上盖子，说落灰。她晚上睡觉，总要把门拴紧，窗户关死，再用被子蒙着头。

直到几年后，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爹娘的屋子，听见我娘在梦里喊：“海生，别拽我……别拽我的脚……”我爹把我娘推醒，我娘醒过来就哭，说又梦见海生了，海生站在水里，只露个头，脸泡得发白，一只手伸出来，朝她招。我爹说：“过去的事了，别想了。”我娘哭着说：“他才不是走丢了。你知道的，你比谁都清楚。是你把他推下去的。你推他的时候，他还在喊你哥。”

我爹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说：“桥已经修好了，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活着也是受罪。”我娘又哭，说：“他再傻，他也知道吃馄饨香。他再傻，他也知道喊你哥。”我爹没再说话，那一夜，我听见他在堂屋里坐了一整夜，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村子，去南昌读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可每年回家过年，开车经过那座桥，我都会莫名其妙地减速。车速一慢，耳边就会响起“呼噜呼噜”的声音，像有人在吃馄饨，热腾腾的，香喷喷的。后视镜里，桥栏杆上，好像趴着一个歪着脑袋的身影。脸看不清，但能看见他在笑，露着两颗大门牙，像小时候他逗我玩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