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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儿有个老规矩，年轻人死了，没成过家的，不能单独进祖坟。家里人得给配一门阴亲，找个同样没成家的死人，把魂儿凑一对，才能立碑下葬。这规矩传了多少年没人说得清，反正从我太爷爷那辈起就有了。

我姑姑死那年二十三，在镇上的裁缝铺当学徒，回来路上被一辆拖拉机撞了，人当场就没了。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可哭完了，还是得按规矩办事——找阴阳先生合八字，配阴亲。

阴阳先生姓吴，是个瞎子，住在隔壁镇山脚下的破庙里。奶奶让大伯拎着两刀肉、三斤酒去找他。吴瞎子掐了半天指头，说：“你姑娘命里带煞，得找个远地方的男人，越远越好，不然压不住。”

大伯问：“多远？”

吴瞎子说：“山那边有个陈家坳，前年发大水冲走了一个后生，姓陈，二十五岁，死的时候没娶亲。八字合得上，你去找他家里人说说。”

大伯第二天就去了陈家坳。陈家坳在大山背面，翻山得走大半天。他天没亮出门，天擦黑才回来，说陈家答应了，但要我们家出彩礼——不图别的，就图个面子，不能让村里人觉得他们家儿子白给了。

彩礼是两匹布、一对银镯子、外加一百二十块钱。奶奶咬着牙凑齐了，让人送过去。陈家回了礼——一个红布包，里头是那后生的生辰八字和一件他穿过的旧褂子。

迎亲那天定在腊月初八。吴瞎子说，阴亲得在夜里办，鸡叫之前完事，不然魂就散了。

我那年九岁，本来轮不到我掺和这种事。可奶奶说，小娃儿眼睛干净，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让我跟着去帮忙“看着点”。我妈不肯，奶奶瞪了她一眼：“你懂什么？自家姑娘出门子，没个亲人送怎么行？”

那天晚上，大伯背着姑姑的牌位，我提着一盏白纸灯笼走在前头，吴瞎子拄着根竹竿在后面跟着。我们仨出了村，往山上的土地庙走——阴亲不能在活人家里办，得在庙里，让土地爷做个见证。

腊月的山里冷得刺骨，风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呜呜地响。白纸灯笼的光惨白惨白的，照在地上就一圈，走两步又暗了。我手里攥着灯笼杆，手心全是汗，脚底下踩着冻硬的泥路，咯吱咯吱响。

走到半山腰，吴瞎子忽然停了。他侧着耳朵听了听，说：“来了。”

我顺着他耳朵的方向看——啥也没有，还是黑黢黢的山路。可白纸灯笼的火苗子忽然跳了一下，从白色变成了绿色。

大伯也看见了，脚步顿了一下。吴瞎子说：“别停，继续走。人家等着呢。”

又走了百来步，土地庙的轮廓在雾里显出来了。小庙不大，一间屋子大小，里头供着土地公土地婆，香案上点着两根红蜡烛。庙门口站着个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背对着我们。

吴瞎子说：“陈家的，到了？”

那人转过身来。我差点把灯笼扔了——那张脸白得像纸，五官模模糊糊的，像在水里泡过。他冲我们点了点头，声音瓮声瓮气的：“牌位带来了？”

大伯把姑姑的牌位递过去。那人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说：“行。我家那个在里面等着呢。”

我往庙里瞟了一眼，香案前头果然还站着个人。穿得整整齐齐的，灰布衫子，头发梳得溜光，脸也是白惨惨的。两个“人”并排站着，中间隔着一步的距离，谁也不看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