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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北头有座义庄，早年间用来停放无主尸首的，后来太平了，就废弃了。我爷爷年轻时是看义庄的，一辈子没娶亲，就住在义庄旁边那间土坯房里。村里人都嫌那地方晦气，绕道走，唯独我小时候不怕，常去爷爷那儿玩。

爷爷话少，整天闷头干活。他的活儿也简单——扫地、擦桌子、给那些还停在庄里的棺材上香。义庄里最多的时候停过七口棺材，有走货摔死的马帮，有饿死的外乡人，还有河里捞上来的浮尸。爷爷说，人死了没个归处，魂就散得快，得有个地方暂时收着，等家里人来找。

那些棺材一字排开，黑漆漆的，有的新有的旧。爷爷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挨个擦一遍，擦完了上三炷香。我问他不怕吗，他说：“怕什么，都是可怜人。你对他们好，他们不会害你。”

我七岁那年秋天，义庄里送来了一口新棺材。那天傍晚，几个壮汉抬着棺材进来，为首的是镇上开粮铺的赵掌柜。赵掌柜脸色不好，跟爷爷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躲在门后头，听见他说：“……半路捡的，外地人，身上没名没姓，先搁你这儿，过几天县里来拉。”

爷爷掀开棺材盖看了一眼，眉头皱起来。我凑过去，看见里面躺着个女人，二十来岁，穿件月白色的褂子，脸白得像纸，可五官完好，像刚睡着一样。她手里攥着个东西——一只绣鞋，红缎面的，绣着鸳鸯，只有一只。

爷爷把棺材盖合上，没说话。那天晚上他破例没让我回家，把我留在他屋里睡。半夜我迷迷糊糊听见堂屋有动静，是爷爷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我知道你冤，可孩子还小，你别吓他。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我掀开被子往外看，堂屋里点着一盏油灯，爷爷坐在桌边，对面坐着个人。那人的背影细细瘦瘦的，穿件月白褂子，低着头。爷爷给她倒了碗水，她没喝，只是一直摇头。

第二天爷爷起了个大早，去镇上买了刀黄纸、三炷香，还买了一只红绣鞋——跟那女人手里攥着的一模一样。他把绣鞋放进棺材里，跟她手里那只配成一对，然后点了香，烧了纸，嘴里念了半天。

那天下午，赵掌柜又来了，带了个消息——县里不来了，让村里自行处理。爷爷问赵掌柜，那女人到底哪来的。赵掌柜支吾半天，才说实话——是他手下的伙计半路上遇见的，女人坐在路边哭，问她什么都不说，伙计起了歪心，想把人带回镇上。走到半路女人挣扎，伙计推了她一把，她脑袋磕在石头上，就这么没了。

爷爷听完，半天没吭声。赵掌柜塞给他一叠钱，他推回去：“钱不要。你那个伙计，让他夜里别走村北的路。”

赵掌柜走了以后，爷爷把那口棺材打开了。我站在旁边，看见那女人还是那个样子，安安静静的，手里两只绣鞋整整齐齐并排放着。可她的嘴角好像微微翘着，像在笑。

当天夜里，爷爷让我先睡，自己坐在堂屋里守着。我睡不着，趴在窗缝往外看。月光底下，义庄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爷爷，另一个是那个穿月白褂子的女人。他们并排站着，面朝北边那条路。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北边路上来了个人，走得一瘸一拐的，正是赵掌柜那个伙计。他走到义庄门口，忽然停住了，像撞上了什么东西。爷爷往旁边让了一步，那女人飘过去，挡在伙计面前。

伙计看不见她，可他能感觉到——他浑身发抖，想跑，腿却迈不动。那女人伸出一只手，轻轻在他额头上点了一下。伙计“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爹喊娘地叫起来，说什么“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赔你”之类的话，一句接一句往外倒。

爷爷站在旁边，一动不动。那女人点完那一下，退回来，冲爷爷鞠了个躬。然后她转过身，往北边走了。月光照着她，影子拖得长长的。走到路口时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义庄，看了看我趴着的窗户。我看不清她的脸，可我知道她在笑。

她走了以后，那个伙计瘫在地上尿了裤子，第二天就收拾东西跑了，再没回过镇上。赵掌柜的粮铺没过多久也关了门，一家人搬去了县城。

爷爷把那口空棺材擦干净，靠墙放着。棺材里留了一双红绣鞋，并排放着，干干净净的。我问爷爷，她去哪了。爷爷说：“回家了。她家里人找了她好久，昨晚托梦给我，说在路口等着呢。现在该到了。”

从那以后，义庄再没停过人。爷爷还是住在那里，每天扫地、擦桌子、上三炷香。只不过香案上多了一双红绣鞋，摆在最中间的位置。

我长大后问爷爷，当年怕不怕。爷爷抽了口旱烟，眯着眼说：“怕啥。她要是想害人，第一个就该害我。可她没害我，还谢了我。这世上，鬼比人讲道理。”

后来爷爷去世，就葬在义庄后头。下葬那天，有人看见一只红绣鞋摆在坟前，另一只摆在义庄门口，中间隔着一里地。村里人议论纷纷，我说别动，那鞋是给人指路的。

没人敢动。那两只鞋就那么摆着，风吹雨淋，慢慢褪了色，从红褪成粉，从粉褪成白。可始终没烂，也没挪地方。

再后来我离开村子，有年清明回去上坟，发现那两只鞋不见了。我问村里人，都说不知道，没注意。我站在爷爷坟前，点了三炷香，忽然闻到一股香味——淡淡的，像旧胭脂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