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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深圳宝安机场降落的时候，沈知微透过舷窗看到一片灰白色的天空，云层压得很低，空气里有一种潮湿的、黏稠的质感，跟北方冬天干燥的冷截然不同。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湿热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海风咸味和某种植物的甜腻气息，她下意识把外套脱了搭在手臂上。顾深寒走在她旁边，两个人从到达口出来，没有托运的行李，只有一个书包和一个手提袋，所有证据材料都带在身上。
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四十分钟。窗外是从未见过的高密度城市景观——楼房之间的间距窄得几乎要贴在一起，楼顶加盖着铁皮棚和天台花园，巨大的榕树从楼与楼的缝隙里探出树冠，气根垂下来像灰绿色的帘幕。空气里的湿度把车窗玻璃蒙上了一层薄雾，沈知微用手指在雾气上划了一道，留下一条透明的痕迹。
白石洲在深南大道旁边，一片被高楼大厦包围的城中村。入口很窄，出租车进不去，两人在巷口下了车步行。巷子里光线昏暗，两侧是七八层高的农民房，外墙贴着颜色各异的瓷砖，电线从一栋楼拉到另一栋楼，上面挂着晾晒的衣服、拖把、塑料袋和不知名的杂物。地面上积着前一夜的雨水，踩上去水花四溅，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炒菜的油烟和下水道的酸气，几种气味混在一起，浓烈而陌生。
上白石三坊十七号。沈知微沿着巷子数门牌，拐了两个弯才找到。门牌钉在墙上，油漆已经褪色，旁边的铁门半掩着，里面是一条向上的楼梯。她推门走上去，顾深寒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狭窄的楼梯间里回荡。二楼走廊很窄，两扇门相对而立，其中一扇虚掩着，透出昏黄的灯光。
她敲了两下门。门从里面被拉开，一个老人站在门口。他大约七十多岁，个头不高，瘦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整齐，脸上的皱纹很深，眼角有一道很长的纹路延伸到鬓角。他看到沈知微的时候，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很久，像是在辨认什么。然后他偏头看了一眼她身后的顾深寒，嘴唇动了一下，说了第一句话，带着很重的广东口音：“你系沈建国个女。”
沈知微的心跳慢了半拍。她点了点头。
老人侧身让开门口，示意他们进来。屋子很小，大约十平米，一张单人床靠墙摆着，床头堆着几摞旧报纸和一台老式收音机。窗户朝北，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壁，距离近到伸手就能碰到。桌子上放着一个铁皮盒子，盒盖上压着一张照片，旁边是一杯喝了一半的茶。老人走到桌边，把铁皮盒子拿下来，放在桌面上打开。里面是一沓纸、几张旧照片和一个小号的录音笔，跟周建国在拆解厂拿出来的那支一模一样。他从最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表面磨得很旧，边角起了毛，封口没有粘上，只是折了进去。
“呢个系佢留低嘅。”老人把信封递过来，声音很平，“佢话等佢个女嚟取。”
沈知微接过信封。封面上没有写字，但信封的右下角有一道很浅的折痕，像是被人反复捏过。她拆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两样东西——一张照片和一封手写的信。照片是彩色的，已经褪色泛黄，画面里是一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辆白色厢式货车旁边。背景是一个仓库门口，水泥地、铁皮棚、灰扑扑的墙。男人二十多岁，国字脸，浓眉，左侧下巴上有一颗痣，嘴角微微往上翘着，像是对镜头笑了一下又没完全笑出来。照片背面有一行蓝黑墨水的字，字迹潦草而急促：“2008年7月14日。北出口。最后一次。”
沈知微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很久。那张脸她在韩明远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见过，但比复印件上年轻了十几岁，目光里有一种那时候还活着的光。她把照片放在桌面上，展开那封信。信纸很薄，格子稿纸，边缘有撕裂的痕迹，像是从某个本子上匆忙扯下来的。墨水是蓝黑色的，很多地方洇开了，笔画有粗有细，有些字写到一半力气不够就拖出了短促的尾巴。她逐字逐句地读下去。
“我叫陈海生。2008年7月15号晚上，我在那辆货车的后座上。韩明远坐副驾驶。周建国开车。我是被安排在后座盯住韩明远的人，确保他到了现场之后会做他该做的事。但那天晚上出了意外——你父亲的车翻出去的时候，韩明远下车了，周建国也下车了。我一个人坐在后座上，听着外面的声音，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动静都没有。然后我听到周建国回来发动车的声音。我问他韩明远呢，他说在后面。我回头看了一眼，韩明远站在你父亲的车旁边，蹲下去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我看不清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东西不该在他手里。”
“那天之后我离开了邻市。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我身上有甩不掉的东西。我拿了一笔钱，来了深圳，在一家做安全咨询的公司找了份工作。韩明远每年给我打一次电话，问我‘有没有人来找过你’。我说没有。他就挂。这样过了六年。2014年，周建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韩明远准备把我从这条线上彻底抹掉。他说我应该走。我换了个地方住，换了号码，但我知道他迟早会找到我。”
“你如果读到这封信，说明你查到了韩明远，查到了周建国，查到了所有前面的人。但你还没有查到我这里。我是这条线上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我把我知道的写下来留给我哥，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这些东西就是证据。但有一件事我要你替我做——去找一个人。他叫林建国，是我在深圳那家公司的同事。他知道2008年之前我在哪里做事，他也知道我后来在查什么。他在2016年我离开公司之后跟我保持了一年多的联系，后来他也断了。如果他还在深圳，你去找他，告诉他‘陈海生留下了东西’。他会知道该给你什么。”
信的末尾没有签名，只在最后一行
沈知微读完信，把它放在桌面上，跟那张照片并排。她抬起头看着站在窗边的老人。他背对着她，目光落在窗外那堵灰扑扑的墙壁上，肩膀微微塌着，像是把什么很沉的东西从身上卸下来之后剩下的空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