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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在福田区一个老站停靠，出站之后是一片被改造过的旧工业区。几栋六七十年代建的水泥厂房保留了原来的骨架，外立面刷了黑漆，挂上了创意园的牌子，但后面几排没有改造的楼还是旧模样——灰扑扑的水泥墙、铁皮雨棚、生了锈的消防梯从外墙斜挂下来。按照便签纸上的地址，林建国所在的位置在最里面一栋没改造的老楼里，楼下停着几辆送货的小面包车和一堆堆在墙角的水泥袋。

沈知微和顾深寒沿着水泥路走进去。楼里有电梯，是老式的货梯，铁栅栏门，按键面板上的数字磨得看不清了。他们按了五楼，货梯轰隆隆地往上走，每经过一层都哐当响一声。五楼走廊很短，两侧是铁皮门，其中一扇门上钉着一块手写的铭牌——“林工工作室”。门虚掩着，里面有收音机的声音传出来，正在播一档粤语讲古节目。

沈知微敲了两下门。收音机的声音停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门没锁，进来。”

她推门走进去。房间很大，像是从旧厂房隔出来的一间，天花板很高，日光灯管挂了三排。靠墙摆着几张长桌，桌上堆满了旧电子元件、拆开的仪器外壳、成卷的电线和焊接工具。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金属加热之后的气味。一个男人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后面，背对着门，正拿着一把电烙铁在焊一块电路板。他大约五十多岁，头发灰白，扎成一个短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背心。他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烙铁还捏在手里，目光从沈知微脸上移到顾深寒脸上，又移回来。

“你们找谁。”

“林建国。”

“我就是。”他把烙铁搁回架子上，用一块湿海绵擦了擦手指，然后站起来。他比坐着的时候看起来更高一些，肩膀很宽，但微微驼着，像是长期伏案工作留下的体态。他打量了沈知微几秒，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落到了她手里攥着的那张便签纸上。

“谁给你的。”

“陈海生的哥哥。上白石三坊十七号。”

林建国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他的肩膀绷了一下。他绕过长桌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然后回到桌边拉了两把椅子出来。“坐。”他自己也坐下来，把手上的锡渣搓掉，搁在膝盖上。他看着沈知微，目光比刚才认真了很多。

“陈海生2016年离开公司之前，把一些东西存在我这里。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这张便签纸来找我，就把东西给对方。”他从桌子一样的款式，只是颜色更深一些，盒盖上的漆掉了一大半。他打开盖子，从里面取出一个移动硬盘和一本薄薄的笔记本。硬盘的外壳贴着标签，写了一个日期：2016年6月。

“硬盘里是他从2008年到2016年收集的所有东西——通话录音、转账记录截图、他跟韩明远和周建国的通话清单、还有他自己写的一份时间线。笔记本里是他手写的补充说明。他把原件留在我这里，自己带着副本走的。他说如果副本落到别人手里，原件还能保住他一条命。”林建国把硬盘和笔记本放在桌上推过来，“他走了之后，每个月的房租是从我这里转的。他哥哥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只知道他留了一封信。”

沈知微把硬盘接过来。金属外壳冰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她翻开那本笔记本，第一页上贴着一张照片——跟陈海生哥哥家里那张一样的白色厢式货车，但角度不同，是从仓库内部往外拍的，能看到车头前方站着两个人。一个人是年轻的陈海生，另一个人背对着镜头，穿着一件黑色夹克，左手垂在身侧。他的手腕上有一串珠子，木质的，在闪光灯下反着一点暗褐色的光。

“周建国。”沈知微说。

“对。2008年7月14号晚上，陈海生拍的。他当时站在仓库里面往外看，周建国和韩明远在门口说话。他偷偷拍了这张照片，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林建国把烙铁架旁边的一杯凉茶端起来喝了一口，“他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他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知道自己走不了了。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参与了不该参与的事，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在这条线上了。”

沈知微把笔记本翻到第二页。上面是陈海生手写的一份简表，列出了2008年到2016年之间韩明远跟他联系的所有时间节点和通话内容摘要。最近一条记录停在2016年3月——韩明远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问“有没有人去找过你”。陈海生在记录”

“周建国提醒他走的。”沈知微抬起头来，“周建国在保他。”

“周建国在那条线上做了两件事——帮你父亲藏了那张出入证，也帮陈海生留了一条命。他让陈海生离开深圳，换掉所有联系方式，然后自己回了邻市，在拆解厂附近住下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看得见的靶子，让韩明远以为所有活口都断了。”林建国把凉茶放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你父亲出事之后，周建国就一直在做这件事。他划掉了自己名字，也划掉了陈海生的名字。他把名单上所有可能被灭口的人都提前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