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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厂里面的光线比外面更暗。月亮被云层遮了大半,只有零星一点冷白色的光从顶棚的破口处漏下来,照在那些压扁的车壳上,把它们的棱角削成模糊的剪影。沈知微跟在周建国身后,沿着一条铺着碎石的窄路往厂区深处走。他的左脚在走路时有一点点跛,步幅比右脚短半拍,鞋底蹭过碎石地面的声音沙沙地响。他没有拿手电,似乎对这条路已经熟到不需要任何光。
走了大约两分钟,他在一栋独立的小铁皮房子前面停下来。房子比厂区里的其他建筑都小,大约只有三四平米,像是一个工具棚或者值班室。门是铁皮做的,上面挂着一把旧挂锁。周建国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锁簧弹开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脆。他推开门侧身进去,摸了一下墙壁,一盏用电池的小灯泡亮了起来,光线昏黄,勉强照亮了棚内的空间。
里面很小,只够站两个人。靠墙摆着一张旧木桌,桌面上铺着一张手绘的地图,跟苏念父亲给的那张路线图类似,但标注的密度更高。地图旁边是一摞打印材料,被几个铁夹子夹着,按时间顺序排列。最上面那一页标注的日期是2008年7月15日,但纸张的打印质感明显是近几年的——打印机墨粉的光泽还很新。周建国站在桌边,背对着她,沉默了几秒钟。
“这两年我躲在这里。拆解厂的老板是我堂弟,他给我留了这个地方。白天我从来不出去,晚上偶尔到厂区里走走。两年来我没有见过任何人。”他转过身来,伸手把那摞打印材料从桌上拿起来递给她,“这里面是我从2008年到2019年所有的记录。通话清单、转账截图、韩明远每次联系我的时间节点和内容摘要、以及陈海生2019年8月来找我之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整理的一份完整时间线。你要的所有东西都在里面。”
沈知微接过那摞材料。纸面很厚,足有几十页。她没有急着翻开,只是把它抱在怀里,看着周建国。棚里的灯泡在他脸上投下一层昏黄的暖光,把他眉骨上那道旧疤和颧骨下方的凹陷照得格外分明。他比名单上那张照片里的样子老了太多,两年暗无天日的躲藏把他从一个中年男人变成了一个半老头,鬓角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陈海生呢。”她问。
周建国的目光落在她怀里那摞材料上,停了几秒。然后他走到桌边坐下来,椅子只有一把,他坐下了,示意她坐在桌沿上。她坐下来,材料放在膝盖上。棚外有风从铁皮墙的缝隙里灌进来,发出细细的呜咽声。
“陈海生2019年8月找到我的时候,韩明远已经准备收尾了。他派了人在深圳找陈海生,也在邻市找我。陈海生到拆解厂的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这里坐了一整夜。他把他在深圳六年收集的所有材料带过来了,我也把我手上的东西整理好了。我们商量了一晚上,决定把所有材料分成两份。一份留在我们手里,一份给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保管。陈海生说他认识一个人,林建国,在深圳做电子工程的,靠得住。他把硬盘和笔记本寄给了林建国。”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旧货市场。那个地址是我故意写给韩明远看的,我知道韩明远会派人去翻我的出租屋。他翻到那个假地址之后会去旧货市场找,而我们真正要去的方向是反的。”周建国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节奏比平时慢,像是每敲一下都在确认接下来的话该怎么说。“我们去了南郊的一个物流仓库。陈海生在那里租了一个小隔间,用来存放他从深圳带过来的备份材料。他到的时候,隔间已经被人撬开了。里面的东西全都不在了。”
“韩明远先到了。”
“我们不知道是谁。可能是韩明远,可能是别的人。但东西没了。”周建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左手腕上那串木珠子从袖口里滑出来了一截,珠子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出深褐色的光泽,每一颗的表面都被磨得发亮。“陈海生当时站在那个空隔间门口,站了很久。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走吧,我留下来。’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要去找那个拿走东西的人。我说你找不到的。他说他找得到。他说他在深圳六年一直在查韩明远的网络,他知道韩明远在邻市还有没有断掉的线头。”
“他去找韩明远了。”
“他去找韩明远留在邻市的一个联系人。那个人以前是顾氏安保的外联,后来自己在邻市开了一家物流公司。陈海生说那个人的物流公司跟2008年那辆白色货车有过至少三次调度往来。他要去那个人那里拿一份调度记录。”周建国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几乎被铁皮棚外面的风声盖住,“他去了。然后就没有回来。我在这里等了三天,没有等到他。我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全部关机。我去那家物流公司的地址看过,大门关着,里面没有人。后来我通过一个熟人打听到,那家物流公司在陈海生失踪的当天晚上被一场火烧了。消防队的结论是电线老化引起的意外。”
沈知微坐在桌沿上,膝盖上那摞材料被她的手攥得边缘起了皱。她看着周建国的手腕上那串珠子,看着它随着他手腕的细微动作转了一圈,珠子摩擦发出极轻的木质声响。
“陈海生死了。”她说。不是疑问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