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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律师的办公室在市中心一栋写字楼的二十七层，落地窗朝南，能看到整条江面从城市中间穿过去。沈知微到的时候是上午九点五十八分，方律师已经在办公桌后面坐着了，面前摆着一套白瓷茶具和两杯刚沏好的茶。她的西装外套挂在椅背上，身上只穿了一件浅灰色的高领薄毛衣，头发没有像上次开会时那样梳得一丝不苟，而是松松散散地垂在耳侧。看到沈知微进来，她没有站起来，只是抬手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

“坐。”

沈知微走过去坐下来。她把书包放在脚边，没有打开。两个人隔着办公桌面对面，茶杯的热气在她们之间升起来又散开，窗外江面上的货船拉了一声很长的汽笛，隔着玻璃传进来的时候已经闷成了低沉的嗡鸣。

“你查到我了。”方律师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之后手指搁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比我预想的快了两天。我以为你会在拿到周建国材料之后再花几天才会注意到那辆灰色轿车。”

“你一直在等我来。”

“等了十三年。”方律师把手指从杯沿上拿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放在桌面上，没有推过来，只是放在自己那一侧。“2008年7月14号晚上，我开着那辆灰色轿车停在恒泰仓库外面的巷子里。我跟着那辆货车走完了全程。从恒泰到北出口汽配仓库到国道连接线到高速入口，我一直在两百米之外。事故发生后我掉了头，从另一条路回了办公室。第二天早上，我把所有相关文件的法律存档做了备份，然后锁进了保险柜。”

“为什么。”

方律师看着她。她那双眼睛在没戴眼镜的时候比在会议上显得更深一些，眼角的纹路很细，是那种长期保持沉默的人才会有的收束感。她把手从桌面上抬起来，指了指自己胸口的位置。“因为我怕。2008年我三十一岁，刚在邻市站稳脚跟。韩明远找到我，让我做恒信咨询和恒运物流的挂名法务，每年给我一笔钱，条件是我对所有经手的合同只做形式审核，不参与任何实质调查。我签了。第一年我只看到了一些零散的物流单据，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直到2008年7月14号那天晚上，韩明远打电话告诉我，让我第二天早上去恒泰仓库做一份外包合同的补充协议备案。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做律师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不对劲。”

她停下来端茶杯，喝了一口，放回去的时候动作很轻。“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凌晨两点，我开车去了北出口。到了那里我发现仓库门口停着两辆车，一辆白色货车，一辆黑色轿车。你父亲的车。我认识那辆车——你父亲之前来恒信咨询过一次，我给他倒过一杯水。他坐在前台旁边的椅子上，等周某某的时候翻了翻桌上的法律杂志。他没有看我，但我记得他。第二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他的车在绕城高速上出了事故。我打了韩明远的电话，他没有接。我又打给刘成，刘成说‘别管了，跟你没关系’。”

“然后你选择了沉默。”沈知微说。她的声音不响，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

“然后我选择了沉默。”方律师看着她，没有回避，“我在恒信又干了一年，把所有经手的文件都备份了一份。2009年我离开邻市来到这里，换了方向做企业合规。我以为只要我离开那个环境，那些东西就跟我没关系了。但我睡不着。每年7月15号我都会把备份翻出来看一遍，看完放回去。我做不到报警，因为一旦报警，我的律师执业资格就没了。我经手过那些合同，在法律上我算是共犯。我怕坐牢，怕失去一切，怕别人知道方明远跟那件事有关系。”

“但你在调查组里帮了我。”

“因为周建国给我发了一封匿名邮件。他附了你父亲的手记扫描件。邮件里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就把这个交出去’。”方律师的手从杯子上拿开，交叠着搁在桌面上，“我认出了你父亲的笔迹。我把手记交给了调查组，申请加入。我知道韩明远在调查组里安排了人，所以我提前约你见面。我给你的那张全家福是你父亲当年留在恒信前台的，前台收进了失物箱，我离开的时候带走了。我在背面写了那行字，用左手写的，怕被人认出来。”

沈知微把手伸进书包侧袋，把那枚刻着0715的钥匙取出来放在桌面上。钥匙在深色的桌面上躺着，金属表面在台灯下泛着一层冷光，缠绕的红线像一道陈年的伤口。方律师看到钥匙的时候手指停了一拍，然后她慢慢伸出手，指尖在钥匙柄上轻轻碰了一下，没有拿起来。

“这是你父亲那天晚上从地上捡起来的。”她说，“他捡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手里一共两枚。一枚是这个，另一枚他后来放进了车门夹层。这一枚是苏念的父亲捡到的，我知道，因为他那天晚上也在场。你们所有人在那条线上碰过的东西，我都在远处看到了。”

“这把钥匙开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