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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方对账”的思路被采纳了。新规中增加了一条：每月初五，市舶司会举行“公开核账会”，随机邀请三位番商、三位本地行商、三位市舶司吏员，共同核查上月的抽分账目。核查结果张榜公示，凡有疑问者可当场提出。

然而最大的阻力来自市舶司内部。新规试行前夜，提举太监高亮私下求见程允执，满脸愁容：“程阁老，新规虽好，可是……市舶司上下百来号人，这些年就靠那点‘茶钱’‘辛苦钱’贴补。若全按新规来，明面上的俸禄又不够养家，只怕……只怕人心不稳啊。”

程允执沉默片刻，反问：“高公公，市舶司去年实收税银多少？按新规测算，又能收多少？”

高亮报了个数：去年实收八万两。而按新规测算，若杜绝走私、规范征收，至少能收十五万两。

“那好。”程允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奏章副本，“本官已奏请朝廷：市舶司税银，每年超出十万两的部分，可提一成作为‘勤事银’，按考绩分给吏员。缴得越多，分得越多。”他顿了顿，“但有个前提——必须按新规收，一分不能多，一分不能少。多收的，不算；少收的，倒扣。”

这是把吏员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绑在了一起。高亮愣了半晌，忽然跪下：“程阁老……这是给了我们一条明路啊！”

八月，新规在广州试行。第一艘适用新规的是乃蓬的暹罗米船。当税吏拿着《货品税率表》和《市价旬报》上船核货时，老商人紧张地看着每一个步骤。货量核对用了半个时辰，税率查找用了一刻钟，最后算出的抽分数额，比以往少了三成——因为米价按实价计算，税率又降到了一档。

“这……这真是要缴的数？”乃蓬不敢相信。

税吏面无表情地递上税单：“白纸黑字，自己看。觉得不对，可以去核验处查。”

乃蓬真的去了。核验处的书吏调出底账，一笔笔核对，最后点头：“无误。”然后在税单上加盖了那个崭新的“税讫印”。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广州港。接下来的一个月，入港番船数量增加了三成，很多是原本在沿海徘徊、观望风色的走私船。他们发现按新规缴税，虽然明面上缴得清楚，但省去了各种“规矩钱”，实际负担反而轻了。

其其格在《市舶新规实录》中记录了一个细节：新规实行后，市舶司门口的告示牌前，常聚集着番商和通事，有人抄录税率，有人核对市价。小丫头画下了一幅速写：一个葡萄牙商人正用自制的“计算棍”在牌前演算，旁边几个暹罗商人伸头看着，脸上是将信将疑又带着希望的表情。

三个月后，第一次“公开核账会”举行。乃蓬作为番商代表被邀参加。核查持续了一整天，最后公示的结果是：九月抽分银四万二千两，与各商税单总和完全吻合，分毫不差。

“老朽在大明走了三十年船，”乃蓬在会后感慨，“第一次知道，自己缴的每一文税，去了哪里，怎么算的。”

而其其格在记录末页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税如雨水，无序则成洪涝，有序则润田畴。今立规如开渠，导洪入田，虽仍有渗漏，然沟壑已明。”

这场静默的税率改革，就这样从广州开始，逐步推向泉州、宁波、乃至新开的月港。它没有增加税负，甚至减轻了商人的实际负担，却让朝廷的关税收入在半年内增加了五成。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套可以预期、可以核查、可以信赖的规则，让海外贸易这个曾经混乱的领域，开始有了秩序的雏形。

就像那枚新铸的“税讫印”，每次落下时清脆的响声，都在告诉每一个在场的人：从这里开始，大明与世界的交易，将不再是一场藏在袖子里的暗牌游戏，而是一局摆在明面上、按规则进行的、庄重而清晰的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