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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的旱季快结束了，风里开始有土腥味，不是雨前的那种，是干透的泥巴被踩松了，又让太阳晒回来的味道。

极地花是在第七天开的。孩子们没喊，也没跑，就围成一圈蹲着，像平时等饭一样。花是淡紫色的，五瓣，茎细得像线，花瓣边缘有点卷，像被风吹久了的纸。没人认得这是什么花，但有个女孩说，它像妈妈以前绣在围裙上的那种花——绣球，她说，是蓝色的，后来被爸爸烧了。

陆知遥没在场。他坐在院墙外的石头上，脚边放着一个空水壶，壶盖没拧紧，里头还剩半寸水，晃一晃，水面就裂成几块小镜子，照出他下巴上的胡茬，和左耳后那道旧疤。

他没看花。他看的是地上的一小片影子，是墙角那棵枯树的，被阳光斜着切出来，像一道没削完的铅笔痕。

花开了第三天，有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来了。衬衫有点皱，领口磨得发毛，袖口还沾着一点泥，像是从机场直接赶过来，没换。他没带行李，只拎着一个帆布包，包带断了一根，用胶带缠着，颜色是灰的，和他鞋子的颜色一样。

他蹲在花前，看了十分钟。没碰，没拍照，没说话。后来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边角卷了，封口没胶，只是折了三下。他把信封塞进花根旁的土里，压了压，没踩实。

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眼陆知遥。

陆知遥没动。

男人也没走过来，只是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什么，然后转身，沿着来时的土路走了。他的鞋印在沙地上留了三步，第四步就踩进了一堆干牛粪里，印子糊了。

那天晚上，院长在食堂的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明天，教他们唱摇篮曲。”字是用粉笔写的，写得歪，最后一笔断了，像被风吹断的线。

孩子们唱的时候，声音小，但齐。是七岁那年福利院的调子，没伴奏，没人教，是他们自己记下来的。有人唱高了，有人跑调，有个男孩唱着唱着，突然停了，低头抠手指甲，抠出一点灰，弹在地上。

陆知遥坐在最后一排的长凳上，袖口那根线头，又晃了一下。

他没听歌。他在看墙角的水龙头。水龙头是铁的，生锈了，接水的塑料管子断了半截，用铁丝绑着，绑得松，一碰就晃。水滴下来，滴在铁皮桶里，声音很轻，一下，一下，像心跳。

第二天，有个孩子跑来，手里攥着一张纸，纸是撕下来的作业本，边角卷了，上面用铅笔画了个花，底下写了几个字：“这是你种的吗？”

陆知遥没接。他只是把水壶拎起来，倒了点水在掌心，然后泼在地上，泼在那朵花旁边。

水渗得很快，土还是干的。

孩子没走，站着，眼睛盯着他。

陆知遥终于开口：“不是我种的。”

孩子问：“那谁种的？”

“不知道。”

“那它怎么长出来的？”

“风。”陆知遥说，“还有土。”

孩子没再问，把纸塞回口袋，转身跑了。跑的时候，鞋带松了，拖在地上，像条断了的尾巴。

一周后，联合国的车来了。车是黑色的，没挂牌，司机穿西装，但领带是歪的，扣子没扣，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他没下车，只从车窗递出一个信封，递给院长。

信封里是一张纸，打印的，没抬头，没落款，只有一行字：“种子已寄出，二十处。”

院长没看，把信封塞进抽屉。抽屉里还有一叠旧照片，照片上是几个孩子，脸被剪掉了，只留下衣服和手。

那天夜里，陆知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他走到花前，蹲下，用手指拨了拨土。土里埋着三颗种子，都是淡紫色的花，还没开，但根已经扎进去了，像几根细线，缠着石头。

他没拔。

他只是把袖口那根线头，轻轻绕在花茎上，绕了三圈，打了个死结。

第二天早上，花开了第二朵。

第三天，第三朵。

到第七天，整片地都开满了。不是一片，是几十朵，像被谁悄悄撒了一把紫灰，落在干裂的土里，突然就活了。

没人说是谁种的。没人提沈霁梧的名字。也没人提陆知遥。

但有人开始寄种子。

第一个寄来的，是肯尼亚孤儿院的前院长，现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顾问。他寄了十颗，附了一张纸条：“这不是补偿，是邀请——你敢不敢，也种一棵？”

纸条是手写的，字迹抖，像老了的手。

第二个寄来的，是冰岛教堂里那个老人。他寄了五颗，用冰凿刻在一块小石板上，石板背面，刻着“陈砚”两个字。

第三个，是墨西哥监狱里那个男人。他寄了三颗，用指甲抠出来的，纸是撕下来的囚服标签，上面有血迹，干了，是褐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