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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七所孤儿院的旧址，同时开了花。

在罗马，花从废弃的铁门缝里钻出来。

在孟买，花从被拆了一半的墙砖缝里冒出来。

在纽约，花从地铁站通风口的积灰里长出来。

没人知道是谁资助的。媒体追问，电话打到联合国，打到各国慈善机构，打到沈霁梧的公司——公司已经注销三年了。

没人回应。

直到一份遗嘱副本，被律师在保险柜最底层翻出来。那不是正式文件，是手写的，纸是旧的，墨水褪了，字迹歪斜，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条款写得很简单：

“若我死后仍有未被原谅的罪，愿以我之名，为每一朵花支付土壤的代价。”

律师没告诉任何人。他只是把纸折了，放进钱包，夹在一张旧车票后面。车票是去肯尼亚的，日期是2017年，名字栏空着。

那天下午，陆知遥在尼泊尔的山顶寺庙，遇见了那个闭关三十年的僧人。

僧人没问他从哪来，也没问他为什么总在找别人的名字。

他只是递了一盏酥油灯。

灯芯是用头发编的，灰白，细，像蛛丝。

“你替他活着，”僧人说，“是因为你不敢承认——你才是那个，被他救活的人。”

陆知遥没说话。他接过灯，灯油是凉的，灯罩是玻璃的，边角有裂痕，但没碎。

他没点灯。

他只是把它放在窗台上，窗台上有只蜘蛛，正织网，网丝在风里轻轻晃。

当晚，他梦见七岁那年。

福利院的冬天，雪积在屋顶，压得瓦片咔咔响。沈霁梧蹲在他面前，没穿西装，穿的是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和他现在的一模一样。

沈霁梧说：“你不是负担，是我第一次想当个好人。”

梦里，陆知遥没哭。

他只是伸手，摸了摸沈霁梧的头发。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掌心刻了三个字。

不是用刀，是用指甲。

血渗出来，干了，变成暗红的印子。

他没洗。

他坐在窗边，看着那盏没点的酥油灯。

灯油在慢慢蒸发，灯芯的灰，掉了一点，落在窗台上。

窗外，风从山谷吹过来，卷起一片枯叶，飘过山脊，不见了。

他站起身，把灯收进包里。

包里，还有一小包种子，用牛皮纸裹着，系着一根褪色的红绳。

他没打开。

他只是把包背好，转身，走下台阶。

台阶上有泥，是他昨晚踩的，还没干。

他没擦。

他只是往下走，一步一步，像以前在福利院，每天早上，去食堂打饭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