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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朝会，果然来了。
不是普通的反对——是有组织、有预谋、有章法的反对。
我坐在龙椅上，看着殿下那个年轻的身影站出来，心里咯噔了一下。
顾宪成。
这个名字我太熟了。前世读明史的时候，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极高——东林党的创始人，万历朝最有影响力的清流领袖之一。后来被罢官回乡，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副对联就是他写的。
但现在是万历十一年，他还没被罢官，还没创建东林党，还只是一个吏部主事——六品小官，在朝堂上连站的位置都靠后面。
可他站出来了。
臣吏部主事顾宪成，有本启奏。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亮，像是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面，嗡的一声，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个大臣微微侧了侧身子，目光往后面瞟——显然，他们知道顾宪成要说什么。
这是安排好的。
臣闻陛下欲于科举增设算学、格物、天文三科，臣以为此议虽出于圣心，然有三不可行、两不必行，臣斗胆逐一陈明。
三不可行，两不必行。
我眉毛微微一挑。昨天那二十三份奏折，反对的理由翻来覆去就那三条——祖宗之法不可变、末技不配入科举、新科分流士子。我已经准备好了逐条反驳的说辞。
但顾宪成上来就给了我一个三不可行、两不必行的框架，这说明他不是来泛泛而谈的，是来打有准备之仗的。
其一，不可行者，教材未备也。顾宪成的声音不疾不徐，像是在书院里给学生讲课，陛下欲设算学、格物、天文三科，然此三科之教材何在？考试标准何在？阅卷之人何在？臣闻陛下已命工部、户部、钦天监各选属官组成筹备组编写教材，然教材编写非一日之功。四书五经历经千年注疏，方有今日之定本。算学格物天文之教材，从无到有，需要多少年？三年？五年？十年？在教材未成之前，以何为据出题？以何为据阅卷？以何为据取士？
殿里响起一阵极轻的嗡嗡声——有人在点头，有人在交头接耳。
我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吸了口气。
这一条，打的是可操作性。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是说你的准备不够。这比祖宗之法不可变高明多了——因为祖宗之法是价值观之争，我可以用祖宗之法也是人定的来反驳；但教材没准备好是事实问题，我没法否认。
其二，不可行者，师资未足也。顾宪成继续说，声音依然平稳，科举取士，需有人教、有人学、有人考。教者何人？今日之大明，精通算学者几何？精通格物者几何？精通天文者几何？臣不敢妄言，但据臣所知，钦天监中能讲授天文历法者不过十余人，工部中能讲授格物之学者更是寥寥。以如此薄弱之师资，如何支撑一场全国性的科举考试？
又是一条实打实的问题。
我的手指在龙椅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扶手上的龙爪冰凉，硌着指尖有点疼。
其三，不可行者，公平难保也。顾宪成的声音微微提高了一些，科举之所以为天下公器，在于其公平。天下士子，无论贫富贵贱，皆读同样的书，考同样的题，以同样的标准取士。此乃科举之根本。今若增设新科，新科之教材、师资皆集中于京城及少数大城，偏远之地的士子如何获取？富家子弟可延请名师教授算学格物，贫家子弟连四书五经都买不起，何来银钱学习新学？如此一来，新科岂非成了富人的科举、城里人的科举？
这一条打到了我的痛处。
公平性问题。
我前世搞工程的时候就知道，任何改革最怕的不是反对，是你的改革让不公平变得更不公平。科举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相对公平——穷人家的孩子只要读得起书，就有机会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但新科的教材和师资确实集中在京城和大城市，偏远地区的士子确实处于劣势。
这不是我能用一句朕已命人编写教材就能解决的问题。
顾宪成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给我消化的时间。大殿里安静得能听到窗外的风声，呜呜地从殿门缝里灌进来，吹得地上的金砖泛起一层凉意。
以上三不可行，皆非臣反对新学，乃是条件未备、时机未到。顾宪成的语气忽然缓和了下来，臣再陈两不必行。
其一，不必行者，科举之外另有途径也。陛下若欲朝廷多用算学格物天文之才，何必非要通过科举？可于工部、户部、钦天监另设选拔之制，专门招收此类人才，授以官职。如此既不动科举之根本，又能达到陛下用人之目的，岂非两全其美？
其二，不必行者，循序渐进可也。陛下若执意推行新学，不妨先于国子监开设选修之课，令监生自愿学习。三五年后，若新学确有成效，再议是否纳入科举，亦不为迟。
说完了。
顾宪成弯腰行礼，退回了队列。
大殿里的嗡嗡声比刚才更大了。我看到好几个原本属于温和反对派的官员在微微点头，甚至有几个我划为骑墙派的人也露出了赞同的神色。
我心里暗骂了一句。
这个顾宪成，比沈鲤难对付十倍。
沈鲤那种反对是蛮干型的——上来就扣帽子，亡国之兆，措辞越激烈，越容易被我抓住把柄反驳。但顾宪成不一样，他的反对是建设型的——不是说你不该做，是说你现在做不了；不是说新学不好，是说你的方法不对。
而且他最后还给了两条替代方案——另设选拔之制国子监先试点。这两条建议听起来合情合理，温和务实，简直像是在帮我出主意。
但实际上，这两条建议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把新学挡在科举门外。
另设选拔之制意味着新学人才永远是旁门左道，不是正途出身，在官场上永远低人一等。国子监先试点更是一个温柔的陷阱——试点三五年，然后效果不佳，然后，然后无限期搁置。
这是典型的以退为进——表面上在让步，实际上在挖坑。
我前世在甲方会议室里见过太多这种人了。他们不会直接说，而是说可以，但是我们先做个调研可以，但是我们先试点可以，但是我们先评估一下风险。然后调研做了三年，试点做了五年，风险评估做了十年，项目黄了。
但我不能当场反驳他。
因为他说的每一条都有道理。教材确实没准备好，师资确实不够，公平性确实是问题。我如果硬顶回去，就会显得不讲道理，反而把中间派推向他那边。
顾卿所言，朕听到了。我开口了，声音平静，诸位还有要说的吗？
这句话一出，殿下又站出来七八个人，纷纷表示臣附议顾主事所言。有的说得长，有的说得短，但核心意思都一样——顾宪成说得对，陛下您再想想。
我注意到申时行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他站在前排，身子微微前倾，像是在认真听每一个人说话，但嘴巴紧闭，一个字都不说。
这个老狐狸。
他是支持我的——至少在私下里，他表示过对科举改制的支持。但在朝堂上，他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看出来了，今天的风向不对，这时候站出来支持我，等于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我不怪他。政治就是这样——时机不对的时候，沉默比表态更聪明。
朝会结束后，我回到御书房，把门关上。
啪的一声，门闩落下，隔绝了外面的脚步声和低语声。
我坐在书案后面，闭上眼睛，把顾宪成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三不可行——教材未备、师资未足、公平难保。
两不必行——另设选拔、国子监试点。
每一条都打在了要害上。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确实有水平。他不是那种只会喊口号的腐儒，他是真的在思考问题，而且思考得比大多数人都深。
如果他不是站在我的对立面，我甚至想把他拉进新科筹备组。
但他站在了对立面。
而且他的影响力远比我想象的大。今天朝会上，附议他的人有七八个，但我知道，私下里支持他的人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三倍。顾宪成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他为人正直，学问扎实，敢说话，不怕得罪人。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意见领袖。
更麻烦的是，他的反对不是出于私利。
沈鲤反对科举改制，是因为他是翰林院的人，科举是他的地盘，改制动了他的利益。这种人好对付——给他足够的利益补偿，他就会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