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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一，早朝。

奏折是陈于陛呈上来的。

我坐在龙椅上，看着他从文官队列里走出来，手里捧着一份奏折，步子不快不慢，脊背挺得笔直。他穿着五品官的青色朝服，在一群绯袍紫袍里不算显眼，但他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注意到好几个大臣的目光都跟了过去——他们不认识陈于陛，但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个人要搞事情。

大殿里的空气微微紧了一下。

臣户部郎中陈于陛，有本启奏。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开来，清晰得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刻出来的。

我说。

陈于陛展开奏折，开始念。

奏折很长，足足念了一刻钟。但核心内容可以用三句话概括——

第一，大明的海禁政策已经名存实亡。沿海各省的走私贸易规模巨大，每年流入流出的白银以百万两计，但朝廷一文钱的税都收不到。

第二，海外贸易的利润极其丰厚。以生丝为例，一担生丝在国内值五十两银子，运到日本能卖三百两，运到吕宋能卖五百两。这些利润现在全部被走私商人和海盗吃了，朝廷分不到一杯羹。

第三，如果开放海禁、设立市舶司、征收海贸税，保守估计每年可以为国库增收三百万两以上。

三百万两。

这个数字在大殿里炸开了。

我坐在龙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着

大殿里的嗡嗡声像一锅煮开的水，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几百个官员同时交头接耳，有的皱眉，有的摇头，有的面露惊色，有的若有所思。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杂，像是有一群蜜蜂在大殿里乱飞。

肃静。王福尖细的嗓音划破了嘈杂，像一把刀切开了一团乱麻。

大殿里安静了一些，但没有完全安静。暗流涌动的气氛比声音更明显——我能感觉到，很多人的脑子正在飞速运转，在权衡利弊，在盘算立场。

陈于陛念完奏折，弯腰站在那里，等着。

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我注意到他握着奏折的手指微微发白——他在用力。这份奏折是我准备了很久的大动作。

准确地说，从穿越的第一天起，我就在为这一刻做准备。

开海禁。

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四年。

大明的海禁政策是朱元璋定的，初衷是防止沿海居民和海盗勾结，维护海防安全。这个初衷在洪武年间是有道理的——那时候倭寇猖獗，沿海不靖，禁海确实能减少麻烦。但两百年过去了，世界已经变了。欧洲人开辟了新航路，全球贸易网络正在形成，白银从美洲流向亚洲，香料从东南亚流向欧洲，丝绸从中国流向全世界。

在这个大变局面前，大明还在闭关锁国。

这就像是一个人站在金矿上面，却把门锁上不让任何人进出——包括自己。

我不能再等了。

国库需要钱，海军需要建，贸易网络需要铺开。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开海禁。

但开海禁的政治难度，比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一件事都大。

商税改革得罪的是商人和一部分收受贿赂的官员。反腐得罪的是贪官。田亩清查得罪的是地主和士绅。这些人虽然有势力，但在朝堂上的话语权有限——他们能暗中使绊子，但不敢公开反对皇帝。

开海禁不一样。

开海禁动的是，这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底线。在他们看来，祖制是不可动摇的——不是因为祖制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祖制不可违这个原则是文官集团维护自身权力的基石。今天你能改海禁，明天你就能改科举，后天你就能改官制。口子一开，什么都可以改，那文官集团的利益谁来保障？

所以他们会拼命反对。

不是因为海禁好，而是因为不能开这个先例。

我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我没有自己出面，而是让陈于陛来打这第一枪。

陈于陛是我精心挑选的人。他在户部任职，对财政数据了如指掌；他出身寒门，没有太多利益纠葛；他性格刚直，不怕得罪人；最重要的是，他看过那幅世界地图。

那幅地图改变了他。

阿七告诉我，陈于陛看完地图之后，连续几天都在查阅关于海外贸易的资料。他找到了一些福建商人的账本——走私商人的账本，记录着每一笔海外交易的货物、价格和利润。那些数字让他震惊了。

他主动来找我，说他想写一份关于开海的奏折。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沉默持续了大约十息。

然后，第一个人站了出来。

礼部侍郎沈鲤。